福建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陈宝琛教育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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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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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清末内阁学士陈宝琛被降职闲放福州家乡25年间,创办和领导了福建近代第一批大、中、小学,是福建近代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他在数十年的办学和为官历程中,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本文对陈宝琛崇尚实学,培养有用之才;提倡东西方文化交流,主张洋为中用;重视师范教育,强化教育管理等思想和业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论述,同时也指出其教育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庵、橘隐,晚号沧趣老人、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人。

      陈宝琛在咸丰十年(1860年)13岁时中秀才,同治四年(1865年)18岁中举人,同治七年21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二年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擢为侍讲,光绪五年升任甘肃乡试正考官,光绪六年授右春坊右庶子,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与功臣馆协修、纂修。光绪七年授侍讲学士,次年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不久转任江西学政。光绪九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陈宝琛自入翰林院后,与左庶子张之洞、侍讲张佩纶、侍郎宝廷交厚,四人意气相投,不避权贵,直言敢谏,时称“清流党”,又称“枢廷四谏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宝琛因“荐人失察”,被降五级调用处分。适逢其母病逝,丁忧回籍,从此被闲放家乡25年之久。

      陈宝琛在里居期间,先与乡绅合办陶南书院,后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从事办学活动。光绪二十二年,与陈璧、林纾等人合力创设苍霞精舍,这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普通教育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创办以学日文为主兼学汉文的福州东文学堂,这是福建在“戊戌变法”期间首设的新式中等专业学堂,陈宝琛任该学堂主理总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闽浙总督陈仰祈与陈宝琛商定把福州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后又升格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陈宝琛首任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一年,陈宝琛兼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大学预科程度的学校。次年(1906年),福州官立商业学堂成立,陈被命为该学堂监督,这是福建近代第一所中等商业学校。同年,陈宝琛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设女子师范传习所,后又在福州创办福建女子职业学堂,两校均由其妻王眉寿任监督,这是福建最早设立的官立女子职业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宝琛等省绅认为,福建推行新学已三年有余,学务繁重,“不可无联合商榷之机关”,因而发起组织“闽省学会”,公推陈宝琛为会长。翌年,闽省学会改名福建教育总会,并在各厅、州、县成立分会16所,拥有会员六百余人。福建教育总会在陈宝琛的领导下,在福州创办初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36所,并推动各分会在全省城乡举办初等教育。福建教育总会还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活动,以振兴福建的近代教育。如在福州开办法政讲习科和教育讲习科,培训政法人员和在职中小学师资;捐资设立全闽公学,接纳被教会学校迫害的退学学生;兴办幼稚园,开展学前教育,“是为闽省幼稚园之始”;设立宣讲所,组织通俗教育宣讲活动;设立调查部和全省小学教员会,对教育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学术探讨;定期召开全省教育联合会,交流办学经验,推动全省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宣统元年(1909年),陈宝琛奉召进京任幼帝傅仪的老师,但仍兼任福建教育总会会长职务,继续关心福建新学的进程。

      由上述可知,陈宝琛的一生,从学生到考官,从学政到书院山长,从学堂监督到皇帝师傅,几乎没有脱离过教育。他在数十年的办学生涯和担任学官、考官、太傅的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一)主张“崇实学以励人才”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卖国条约,失地赔款,国库空虚,民穷财尽。部分开明官僚和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洋,改革社会和文化教育,振作自强,以御外侮。但谈论多年,情况依旧。原因何在呢?陈宝琛指出:“年年论自强,日日言御侮,而卒无一效者”,“其病在有名无实,有始无终”〔1〕。陈宝琛主张要讲求有用之学,反对空谈之风,提倡“行已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2〕。主张“崇实学以励人才”〔3〕。他指出:只要“屏黜空言”,就能“风气日开,人才辈出”〔4〕。这种反对空谈,主张实学,强调学以致用,培养有用人才的观点,对当时的科举取才和人事升迁制度,是个有力的批判。

      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人士举办洋务教育,设立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新式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并选拔其中的优秀学生到欧美日本留学,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的人才。但这些学有专长的人才并不为各级政府所重用,连办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也不用学堂毕业生,仍坚持由部院“保送”。而部院保送的官员,“半皆六部不得力之员,钻营保送,借为捷径,非独才不足言而品且有不可问者”〔5〕。为此,陈宝琛奏请停止部院保送,而“于曾经出洋之学生择其志趣方正能知大义者,于曾办洋务之府县各员择其品谊素端,通达才辨者”选送入京任事〔6〕,并提出在挑选人才时,要“勿拘品秩,勿限年资”〔7〕。陈宝琛反对清政府例行的官员保送制度,主张任用学有专攻的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选拔有洋务实践经验的府县工作人员,而且在选用时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观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陈宝琛后来作为崇实学、重实用的罢职绅士,不但继续提出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实践。他在被闲放家居期间,并非消沉颓废,一蹶不振,而是积极投身于办学活动,“务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8〕不但注重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还着力于办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不但加强全日制的学校教育,还重视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办学实践中,他特别强调要设立实用课程,加强教学实践环节,以培养有实际才能的人才。如要求普通中小学开设农工商业、会计、裁缝、手工等课程,师范学校设立附属中小学,职业学校设置实习工场和农场,等等。他以求实的办学作风和精干的组织才能,为福建省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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