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最早开眼看世界和重视海防的先进中国人。继林则徐之后，论海防者则以魏源为巨擘，故林、魏并为近代海防论的先驱。 一 以守为战与走精兵之路 魏源曾接受林则徐关于编撰《海国图志》的嘱讬，也确实不负厚望，终于完成了这部在当时中国堪称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知识的巨著。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不仅系统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论，而且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还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思想。 魏源的海防论分守、战、款三策。他认为三策之中守为根本，是战、款的前提条件。并对守、战、款三者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 关于守的方法，魏源认为，就敌我军事力量对比而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针对当时盛行一时的“御诸内河不若御之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之论，他反驳说：“此适得其反也。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并指出“御诸外洋”有四难：我之御敌，或炮击，或火攻。西洋兵船既大且坚，我炮颇难奏效，而且绝无泅底凿沉之说。此其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而敌船底质坚厚，焚不能燃。何况敌船桅斗设有哨兵持望远镜了望，我火舟尚未靠近，早已弃椗驶避。此其二。敌船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不连樯排列。我火舟攻其一船，则各敌船之炮皆可环击；纵使晦夜乘潮，能突伤其一二艘，终不能使之大创。此其三。海战在乘上风，若久与海上交战，则海洋极其寥阔，敌船又善驾驶，往往转下风为上风，我舟即不能敌。此其四。有此四难，“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絙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椿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沉舟塞港之处，必留洪路以出火舟），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互相救应乎？倘夷分兵登陆，绕我后路，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豕突冲窜，而稽留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火罐、火牛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乘上风纵毒烟，播沙灰以迷其目，有不聚而歼旃者乎？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一要既操，四难俱释矣。”〔2〕这些论述，极大丰富了林则徐“以守为战”思想的内容。 在正面论述“以守为战”的基础上，魏源还对鸦片战争期间历次战役的失败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其一，强调“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内河”。前此英军之所以能够先后侵入粤东珠江、宁波甬江和黄埔松江，皆由于“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门庭荡然无备，及门庭一失，而腹地皆溃”之故。因此，“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其二，重要的问题在于“调度有人”。“粤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近日江浙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机与才会，事功乃出。”才者，将才也。否则，“调度不得其人，虽谋之菁年，亦溃之一旦。”其三，特别重视“器利”与“人和”的关系。“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词，不过只藉兵而资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其四，讲究兵法，奇正并施。“节制纪律不可败，坚壁清野不可犯，正也；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奇也。”“今师出无律，是不知有正也；临出无谋，是不知有奇也。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3〕魏源在他的总结中认识到人的因素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兵员的来源问题上，林则徐始终坚持“用民”的思想，而且认为“今之所恃，惟此一端”。指出：“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而已。”〔4〕其中，除“器良”外，“技熟”、“胆壮”、 “心齐”皆关乎到人的因素。魏源继承了林则徐的“用民”思想，强调“各省之精兵”来自“各省之勇民”，实践证明临战而调客兵是无济于事的。指出：“各省之勇兵，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所要者，止在募练得法；所难者，止在调度之得人。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也。”因此，他提出走精兵之路，就要突出一个“练”字。“练益精，则调益寡；调益寡，则费益省。以所省者练兵，兵何患不精？费何患不给？”兵精的核心是勤练，而勤练又必须同精选、优养、严节三者相结合，才能真正练成一支御敌之师。他说：所用之兵，“必须平日精选，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必使人人心灵胆壮，技精械利，且将士一心，臂指呼应，临时方足出奇制胜。此则余在训练得人，有非空言所能取效者。”〔5〕 以上所论，乃系魏源鉴于前此的沉痛教训而提出的积极建议。鸦片战争期间，为防堵英军在东南各省沿海一带窜犯，清政府频繁调动兵员，不但劳师縻饷，而且于防卫毫无所补。因此，魏源尖锐地指出：“夷事，无所谓用兵也，但闻调兵而已，但闻调邻省之兵而已。夷攻粤，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夷攻江苏，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兵至而夷已就抚，则供客兵者又逆归兵；兵甫旋而夷或攻盟，则又调归兵以为战兵。”往返穿梭般的调动，在军事上造成了极大的被动，以敌人之行止为行止，欲其不败，岂可得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