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近代中国的流变发展中，中下层士绅的文化心态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程。就“开风气之先”的湖湘士绅来说，从19世纪60年代的盲目排外到90年代末借鉴西学、求新求变热潮的兴起，充分说明文化更新是社会转型的启动器。只有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革新之中，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晚清社会的士绅群体，是当时社会的中心，他们的状态，是非功过，关系着整个社会的进程。本文试图从文化层面检视戊戌前后湖湘地区中下层士绅文化观念的变化，及其对湖南社会近代转型的制约与推动。 一、近代中国人文化心态的艰难选择 文化，泛指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道德风尚，以及人们观察事物的价值评判、思维模式等，具有整体性和发展性的特征。一方面，构成文化的诸因素总是不停地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趋于协调状态，这使文化呈现为不同类型。同时，它们又处于不断流变发展、不断更新的新陈代谢状态，这使文化富有生命力。在这个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对本土文化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外来文化持何种价值评判、情感、以及行为倾向，就表现为文化心态。比如，是认同、开放、接纳，还是否定、封闭、拒斥。文化更新的实现，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从本土文化自身看，不断地吸收本民族、本地域社会进化的营养，借助于对初始状态文化形式的复归来实现对过去的超越和突破。如春秋时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欧“文艺复兴”通过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归实现对中世纪文化的突破。这是更新的一种。随着世界交往的发展，文化更新也越出本土文化的范围，出现了不同类型文化的接触，如古代佛教文化之传入，近代西方文化对华夏文化的冲击。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相遇，产生了一个优势选择和融合创新的新问题。文化学意义上优势的含义，主要应该是指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中世纪和现代。这是从整体上判断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尺度。本来，优势互补应该是不同质文化的自然选择。中国古文化的发展曾融合过佛教文化的精华，欧洲启蒙文化也曾吸取过儒家文化的智慧，经过优势选择互补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都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一般来说，国家、社会处于兴旺、安定时期，本土文化表现得雍容大度，海纳百川，呈开放型。在国势处于衰落、被动挨打的情况下，面对先进的社会文明，文化心态就会变得很复杂，不同类型文化的矛盾冲突就会显得异常激烈。中国近百年史就是鲜明的例证。 1840年以来，古老的曾在世界历史上享有过一度辉煌的中国文明遇到了强劲的挑战。这挑战来自比自己处于高一级社会发展阶段的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是全面的，从生产方式、政治体制，以至观念形态领域的道德、习俗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全面震荡。这种相遇，激化了停滞已久的中国本土文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冲击的方式伴随着暴力和强权。近代西方文化奠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进，但又和殖民侵略结伴同行。大炮、条约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生存方式的重新选择关头。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它扭曲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在这种背景下，民族感情和自卫心理会转化为防范意识、自我封闭、固守传统；对外来文化的理性分析和选择，容易被爱国激情掩盖下的狭隘民族感情和守旧意识所代替。19世纪中期以来士绅中又想学习、又要排拒的心态，实际是在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优势文化面前挨打者被扭曲心态的反映。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是欧美大陆经过几个世纪合力创造的，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中国要走出封闭与落后，效法西方是一条捷径。19世纪中期开始的这一次“西学东渐”，虽然是借助于大炮的威力，伴随着掠夺，但对中国来说，则未尝不是国家、民族迈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中国社会急切需要既充满激越的爱国热情、民族自尊，同时又能区别和处理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上的渗透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在两种文化撞击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理性地认知和按纳西方文化，既敢于正视对方的优长、自己的弊短，又能主动积极地吸收、融合的健全的文化心态。 但是，处于封建末世的晚清士风已染上了难以救药的多种病态，如龚自珍所批评的那样，庸懦苟且，积弊日久。侵略战争和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关”闭不住了。从封闭走进强国如林的外部世界，需要自信、自强，需要理性地分析和对待，而不是简单的“义愤”。但是，能做到这点需要高水平的文化素养。19世纪中国社会的知识层，在这方面步履维艰。从4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战争、条约、丧权、失地的落后挨打经历将近半个世纪，龚自珍所抨击的状况并无多少改变。1897年《集成报》曾登载一篇时论报导，介绍西方人对中日战后中国社会士气民风的观感：本以为“酣睡的中国”经此一役后“必当从此醒矣，孰知打一喷嚏依旧酣睡……终日昏昏在大梦中”〔1〕。甲午战败，创剧痛深，不少论者，大声疾呼改革，以为“睡狮猛醒”。但细加分析则不难发现，慷慨激昂者，仍然是少数精英们的心态。《集成报》反映的则是一个广大的不属于精英层的士绅群体，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食禄受封的官僚们。1896年1 月《申报》有这样一段记载：“京中士大夫近日风气……所谈论者鼻烟绍酒、玉器瓷器具而已。其讲求书法名画者十不遇一；其念及民隐士风者百不遇一；其通知古今、筹虑中外者千不遇一。间有一二人力矫锢习，往往屈抑而不能有为。”〔2〕1896年1月，旧历算还是马关订约的当年。无怪因喜谈洋务而至“侧身天地，至无所容”的郭嵩焘多次慨叹：“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中国士大夫却“甘心陷溺，怙为不悔”，“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但一闻修造铁路电报，兴办机器制造，就“痛心疾首，群起阻难”〔3〕。《申报》、《集成报》的载文和郭氏的愤慨，反映了封建末世整个社会机体腐败日下的士风民俗。正是这个日趋腐烂、了无生机的社会机体，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制造了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历史性悲剧：本为“借用美国的优良教育组织”培养人才，以15年为期、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120个幼童，“从青春到成年”都将在资本主义环境和教育中成长，所学专业又包括了机械、经济、法律、政治、民政管理等“一切对现代化行政有用的知识”，而且幼童们在学习期间还“几乎无例外地显露了学者的……非凡的才能”，如果学成归国，“足为中国解决那些当务之急”。尽管清政府中断了他们的学业，但他们中后来仍然出了第一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高度评价的铁路工程师，第一位著名矿冶工程师，第一位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华商律师，第一位民国国务总理，等等，证实了这批人经过平均不到九年的系统新教育后所具有的建设现代社会的能力和才智。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却被顽固的政治和社会势力，被不健全的文化氛围窒息了。80年代初凄然返国后，先是被隔离审查，继是学非所用，“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生活困难”，被歧视为“洋鬼子和对国家无益的人”〔4〕。以至到中日交战，办洋务已及30年，中国仍“无一急切可恃之才”。学西方，中日两国是同时起步的，但中国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契机。面临着由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迫切要求人们的文化观念由锢闭进入开放，由愚昧转为科学，迫切要求精英们的认知成为社会多数成员的共识。这个变化终于在维新变法高潮中，在一个广大的非精英群体——普通士绅中出现了。湖南就是当时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