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京条约》开始，清政府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相继开放了一大批通商口岸作为外商居住和贸易的地方，这些口岸我们叫“约开商埠”或“约开口岸”。“约开商埠”是西方资本主义损害中国主权，并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桥头堡。19世纪末开始，旧中国政府亦自行宣布开放一些地方作通商口岸，这些地方我们叫“自开商埠”或“自开口岸”。那么，旧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自开商埠，“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有何不同，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政府财政困难的加剧，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求“自救”良方。“自开商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花去了数千万两的军费，《马关条约》规定赔款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实际赔款2.3亿两。清廷要在几年之内还清这些款项，确实难上加难，因为，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在1893年时也只有8000多万两。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清政府采取了不少办法，如加重对老百姓的搜刮，发行内债，举借外债等，“自开商埠”也成了救世良方被提了出来。总理衙门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渐加增，近年征至二千余万，京协各饷，多半取给于此。惟是筹还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拨恒苦不继。臣等再三筹维，计惟添通商口岸，藉裨饷源。”〔1〕可见，解决财政困难是当局宣布“自开商埠”的重要原因之一。 鸦片战后，随着一批批“约开商埠”的开放，中国之利权大受损失。在开放的口岸中，列强大都在那里增设海关（即洋关）。洋关的设立是从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开始的，到清末共设立了47处。这些洋关完全是由外国人控制的。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使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受到了极大影响。更为可恶的是，在“约开商埠”中，列强总是要索划租界，并且在租界内自行享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察权、财政权等，完全排斥了中国政府对租界内所应有的各种权力，租界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中之国”。除此之外，列强还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水面停泊兵轮”，并无视中国官员，欺压中国百姓，造成了累累恶果。甲午之后，列强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迫使清廷开放新的口岸，并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等。而对列强的这种侵占和变相侵占的咄咄逼人之势及“约开口岸”使中国丧失利权的沉痛教训，终于使清政府有所警觉而谋求对付之策。1898年7月初，皇帝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说：“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2〕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等人也在同年12月的奏折中说道：“中国自开海禁，许各国分划租界，浸假而派领事，设巡捕，水面则停泊兵轮，界内则强收捐项，授人以柄失中国固有之权，启强邻觊觎之渐。……转致授柄于人，不如自开口岸，尚可示以限制。”〔3〕曾任钦差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工部尚书吕海寰也明确指出：“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用其开通门户之策，每次议约无不索开口岸，争设租界。将欲杜外人之觊觎，保自有之利权，非实广辟商场，由我自行开辟，不足以筹抵。”〔4〕由此而知，挽回利权，杜列强觊觎之心，这是商自辟商埠的又一推动因素。 鸦片战争使中国吃了苦头，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堂堂的天朝上国又被外来“小夷”打了个惨败，乃至京师沦陷，皇帝“北狩”。这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迫使人们去思索。于是，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和开明的地主官僚经过比较和探索，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亦有值得学习的“长技”。一时，不少人纷纷提出了“讲求洋器”，以壮大军事力量的主张；同时，为抵御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又纷纷建议，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洋务派的重要首领之一——李鸿章就认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抵。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5〕进步思想家薛福成也强调指出，“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中国应效其法，鼓励和发展商业，并采取具体办法“体恤商情，曲加调护，务使有利可图”，如为商人提供减税、免税等优惠条件，或“给之虚衔，以风励之”〔6〕等。郑观应更响亮地提出：要发展商业，与列强进行“商战”。顿时，“振兴商务”，成了60年代后洋务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 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其中，大力发展工商业，乃是他们救亡、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百日维新时期，他们的这一主张又变成了具体的变法内容，如在中央设立农工商局，传旨各省筹建商务局和商会，对兴商有功人员进行奖励等。尽管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但“振兴商务”，“上裕国课、下益民生”，“富强国家、抵御侵略”的思想，却被愈来愈多的中国朝野人士所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促使之下，陈炽于1896年发表了《大兴商埠说》一文，具体提出了既可推进中国商务发展，又可防止西方列强侵权的“自辟商埠”主张。他说：“凡轮船铁路电报所通之地，乃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市埠，……正其名曰华市，以便华商居止贸易，且免西方托名影射，占地益宽。……使皆由中国自辟商埠，则此疆彼界，虽欲尺寸侵越而不能。”〔7〕这是“自开商埠”主张的最早提出。可见，发展商务，富强国家，抵御侵略的思想潮流，是推动“自开商埠”出现的又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逐步扩大，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认识到了扩大市场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时任察哈尔都统的诚勋在奏折中曾说：如果将张家口自开商埠，10年之后，“将塞外狼荒，蔚成乐土”〔8〕。户科给事中张嘉禄在奏请开浙江三门湾为商埠折中也说：“今若开设商埠，则士卒梭巡，既可清萑苻之渊薮，农民麇至，即可化瘠壤为膏腴。”〔9〕1914年，袁世凯在宣布西北等地一些口岸开放的理由时说：“惟是开埠各处均属东南内地，而长城西北建设阙如，商众既日即凋残，民风亦仍多闭塞，不亟为通商惠工之外，曷以收厚生利用之功”。开放这些地方，“洵系为发达地方，振兴实业起见”〔10〕。由此而知，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改变其落后闭塞之现状，也是自开商埠的动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