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关键词 晚清 三次变法 联系 差异 社会变革 晚清时期（包括同治、光绪及宣统三朝）的社会变革运动，历半个世纪，经三个阶段，三次高潮。这就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的改革。在这场持久不断的社会变革中，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是不是“变法”，它们与戊戌维新是怎样的关系，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贯穿运动的始终，在不同阶段，各发挥了什么作用，处于什么地位，其关系怎样？慈禧太后及清朝最高当局扮演了什么角色，怎样评价他们的作用？这是本文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洋务运动——初级阶段的“变法” 1861年（咸丰十一年）11月，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不几天诏改年号为“同治”。同月，冯桂芬撰成《校邠庐抗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下月，曾国藩首创安庆军械所，以制“洋器”。这种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巧合”，既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揭幕。 洋务运动得到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最高当局的认可和支持，尤其是以奕诉为首的总理衙门，既是外交事物的主持者，也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得力支持者。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和实力派，则是这场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践者。进入后期，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张謇即成为重要代表人物。总之，主持洋务运动的是清政府中的当权人物，并由此形成新的政治派别——洋务派。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是在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艾，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新形势下开始的，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其洋务新政虽然是由洋务派主持和组织的，但从新政的实践到理论，从新政的内容到影响，它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场变法改革运动出现的，虽处于初级阶段，但不能否认它的变法改革性质及其地位。 洋务运动是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开始的，但随着洋务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洋务派逐步提出变革的主张。他们首先提出“变局论”命题和“变计”的口号，强调时局变了，“祖宗成法”必须变，“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2〕。进入70年代，李鸿章等人正式提出“变法”的要求，其纲领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3〕。“和戎”变外变政策，“变法”改内政方针，不局限于制洋器，办实业。他们强调“变法”的迫切性，“办洋务，治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际”〔4〕；要“自强则必先变法与用人”〔5〕。进入后期，洋务派迎合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更加起劲地倡导“变法”。张之洞指出“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法者所以适变也”。并且抨击那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苛求之谈士”们“不知通，不知变”〔6〕。 自强求富、兴办实业，是洋务派变法改革的实践活动，“变计”、“变法”则是洋务派变法改革的理论纲领。他们首先指出，要变计变法，就要学习西方，效法西方。李鸿章指出：“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为自主张本”〔7〕。丁日昌、陈炽说：“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8〕。郭嵩焘比较激进，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教”，认为“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9〕。其次，在变革经济的同时，要求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培养新型人才。李鸿章等人强调“变法与用人”不可分，必须培养中西贯通的“制器之人”，以“求经济匡世之才”。第三，认识到农、工、商皆为国本，于是倡导“商战”，“以工商立国”。曾国藩首先看到“泰西以商战二字立国”〔10〕。刘铭传呼吁“讲求商战”。张之洞强调“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11〕。最后，进而提出易官制，设议院，改革政治体制。李鸿章提出，“变法度先易官制”〔12〕。郭嵩焘认为“议政院”是西方的立国之本，“实多可以取法”，并奏请设立议政院〔13〕。崔国因公开奏请“设议院”，认为是“自强之关键”〔14〕。张树声临终留下遗折，陈请“设议院”，“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15〕。 早期维新派形成于洋务运动时期，参与洋务活动。他们的言论既代表那个时代，也具有超前性，与洋务派的整体思想是一致的，也有很大差异，充满了激进性。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洋务派的理论家、代言人，又是戊戌维新派的先驱。在理论方面，他们更明确、更系统地提出和鼓吹“变法”。冯桂芬提出改革官制，将发展经济与改良政治结合起来。王韬倡导“借法自强”，强调政治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可以固国本，致富强”〔16〕。薛福成大谈“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17〕，指出“君民共主”的议会制度是第一善政。汤震吁请朝廷“善变法”，“善用法”，并设计了“议院”的方案〔18〕。郑观应更完整地提出“变法”理论，并详尽论述了“议院”的作用，还提出“三权分立”的设想〔19〕。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倡导“变法”。早期维新派的宣传鼓吹，既促成变法改革向高层次、深层次发展，也搭起了洋务运动进到戊戌维新运动的桥梁。 “借法自强”是洋务派、早期维新派宣传变法改革的重要口号。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标，认为自强之计是“安危全局一大关键”〔20〕，而自强就得借法、效法西方，“师其所能，夺其所恃”〔21〕。在“借法自强”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创办军事工业，筹建海防（自强）；创办民用工业，振兴商业，发展交通（求富）；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培养人才）；举办报刊，编译西书（通中外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