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作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战败被俘，在中国近代史上又留下了屈辱的一页。历史学者多以此归罪于叶之无能与妥协投降，本文试图分析当时的各种因素，说明叶名琛的悲剧固然有其身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根源是在清廷内部的举措失误。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人物 中图分类号 K256 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对外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1858年1月，广州失陷，叶名琛为英军所俘， 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笞，一年后死于那里。尸体运回国内时，成丰以其辱国而夺爵。在广州时，人称为“六不”，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1〕而这“六不”以后似乎就成为了叶名琛的定论，认其为投降派。然而，细披史料会发现，叶名琛并非一味无能投降，他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一 叶名琛的悲剧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清政府当时的对外方针造成的。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的道光皇帝制订的对外方针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2〕一方面， 皇帝的谕旨经常改变，其政策并无科学性、稳定性。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幻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战争初期，林则徐由于准备充分，取得一些胜利，皇帝马上虚骄之心上升，改变政策，下令停止英国一切贸易包括正当的茶叶、大黄贸易。当侵略者绕开福建而攻古海防空虚的天津后，马上又惊惶失措，贬斥林则徐，起用投降派。政策的随意更动，给了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这条方针无论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个让人殊难两全，不可能实行的死方针。因此，当事大臣多因之被议处。林则徐、邓廷桢因“启边衅”被处“斩监候”，甚至守卫台湾的姚莹、达洪阿，虽获胜仗亦被“交部议处”。这说明清廷行事，唯以皇帝意旨为准，办事官员倘稍违“圣谕”，即使对事情本身有利，亦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叶名琛鉴于前车，丝毫不敢越范，结果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 1857年末和1858年初，形势已经起了变化。经过两年的筹划，英国人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派遣加拿大总督额尔金率舰队开到广东海面。又勾结了法国侵略军，势力更强，而清政府虽然道光皇帝换成了咸丰皇帝，但其对外方针却基本未变。在“亚罗号”事件之后，也未因英国的战争威胁而作任何军事上的准备，这当然也因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把主要力量用于镇压农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已大为减弱。况且镇压农民起义需要大量军饷，这些军饷的一部分来自海关，所以清政府又不愿意断绝对外贸易，亦即不愿意同外国人打仗，于是便把“不启边衅”看得更为重要。当时朝廷给边臣的上谕，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谕江宁将军托明阿、湖北提督向荣、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时，深责吉尔杭阿对英、美、法三国修约公使交涉的软弱无能，“是直要朕以必得允其所请而后可，是何言语？该抚意出诸口，览奏曷胜痛恨。”〔3〕同时又谕直隶总督桂良等，对北上天津的三国修约公使“妥商开导之法”，“当此畿辅未靖之时，切不可稍涉张皇，致生事端。”〔4〕 咸丰五年七月十四日，因沙俄侵略者驱我回民金夫，杀我回民，塔尔巴哈台挖金民众愤怒焚烧俄商贸易圈子。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探得俄罗斯聚众前来报复，请伊梨将军拨派官兵。对于此事，清廷上谕却斥责了英秀，认为如调兵弁“不但无以折服夷心，并恐激事生变”。令英秀将烧圈子的人民“赶紧严拿，遗失货物按令赔偿”，目的是“不至构兵起衅。”〔5〕 咸丰七年五月，谕署直隶总督谭廷骧，俄夷来津时“勿使该夷疑贰，至启衅端。”〔6〕 同年八月，谕令黑龙江将军奕山等，“妥为驾驭，毋令开衅。”〔7〕 从以上所举数条谕令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对“不启边衅”强调是何等严厉，所以使边疆的官弁“皆知自守，谁敢启衅。”〔8〕 下面我们再看看“亚军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借口进攻广州，边衅已开，清廷给叶名琛的几条谕令。 咸丰六年十一月，谕叶：“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历海疆，谅能操纵得宜，稍释朕之愤懑。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驶，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第，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 次年正月，再谕叶名琛：“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咭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 三月，再谕曰：“当此中原多故，饷粮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愿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十二月，叶名琛胡说英国女王“不准妄动干戈”，英人在华计穷，居骑虎难下之势，并企图将外国侵略者要求各项“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上谕称赞了他，相信了他的无稽之谈，并令他“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但又因急需军饷，还希望与洋人“恢复贸易，以早裕利源。”〔9〕 综上可知，咸丰时期清廷的对外方针仍然是：“不失国体”，“不启边衅”。又因为财源的关系，对“不启边衅”尤为重视。叶名琛一唯朝廷意旨行事，在这“宽猛两难”之间“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又“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折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遣，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素富，而未尝不惮粤民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10〕可见叶名琛的想法多么呆板而又天真。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面对准备并不充分的英国侵略者，清政府的对外方针已不能实行，而如今面对蓄谋已久的英法联军，清政府的这条方针就更是行不通了。死抱这条方针的叶名琛，如果不想弃职而逃，就只有束手被擒。而叶名琛却是选择了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