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萌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晚清新政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一方面由少数改良派的宣传倡导发展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上层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具体行动：另方面由对外贸易为中心发展工矿交通业转变为振兴和发展国内的工商实业，这一经济思想的确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商主义是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之一。它萌生于洋务运动时期，是在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刺激下，适应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倡导者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为主，也包括部分洋务派开明官僚。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探讨中西贫富强弱的本源，并积极寻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在反思传统“重农抑商”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具有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然而，由于当时提倡者大多地位低下，思想又多处在由封建经济观向资本主义经济观的过渡时期，新旧交替，错综复杂，当他们提出新的经济主张时，必然阻力重重，既要克服自身的思想障碍，又要反思传统经济观和反击顽固派的攻击。除旧和布新同时进行，制约了重商主义的实际成效。晚清重商主义在经历了甲午战败的刺激和维新运动的推波助澜后，到20世纪初年的新政时期，才达到了顶峰，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那么，新政时期的重商主义较之于洋务运动时期有哪些新的发展？其表现又如何呢？ 一、重商主义为统治阶级上层所接受，工商业渐渐获得了国家的保护 经历甲午惨败深创巨痛的刺激和八国联军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朝野上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此时，清廷才真正意识到再继续依靠地主阶级维持统治已难以奏效，强必须先富，富必须依靠更改法令，振兴商务。尽管此时统治者绞杀维新人士的双手血迹未干，对维新派的余恨犹存，但惨痛的教训和严酷的现实使他们更加懂得：“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思振作，当议更张。”〔1〕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们转而企图依靠资产阶级来解脱当前的厄境，把发展工商实业作为立国的出路。于是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专司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国家机构——商部。商部的成立，就经济政策看，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中国工商实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商部成立时，上谕宣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2〕这道劝诫性上谕承认了国家在意识形态中的变化。之后，又颁布了公司法（1903年）和破产法（1906年），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而且清政府还调节官商关系，制定商律，抑制官吏勒索商人的陋习，宣布奖商保商。从此，华商亦“有商部以为之保护，有商律以为之维持”。〔3〕 商部成立不久，鉴于“商情观望已久，倘无鼓舞而振兴之，决难冀其踊跃从事”。〔4〕于是便决定用爵赏激励人们对投资的兴趣。 商部成立两周后，即奏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根据商人集股多少，分别给予不同品级的顶戴或顾问官、顾问议员等荣誉称号。而且为劝诱封建家族转移投资方向，还规定如有世家巨族出资凑集公司办有成效者，奏明请旨给奖。 1907年8月，清廷颁布《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 对投资者给奖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根据大清新法令，勋商办法如下：凡华商投资现代企业在2000万元、1800万元、160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一、二、三等子爵；投资1400万元、1200万元、100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一、二、三等男爵；投资7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三等卿、四等卿、五等卿、六等卿；投资80万元、30万元、1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三品衔、四品衔、五品衔。〔5〕经过修订后的《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大大降低了集股创办人的授奖条件。如获得头等顾问衔加头品顶戴，原定须集股2000万元，改为800万元； 获得头等议员头衔加五品衔，原定须集股300万元，改为100万元。〔6〕从而使集股创办人获奖不再是可望而不即了。清廷以爵赏奖励商人投资，有利于扭转“贱商”的社会习俗，时人称之为“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希世之创举”。〔7〕奖励章程的实施，造成了一批官僚、买办、 富商争相投资工矿业的热潮。 因此，如果说在重商主义产生的19世纪末，士农工商的等级开始有所动摇，“士商平等”也仅仅是观念上确立的话，那么，20世纪初，清政府经济上一系列新举措的出笼，尤其是商部的设立和勋商章程的颁布，就不能不说是商人地位根本上的改变，“士商平等”才真正从事实上确立了起来。商人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他们的作用也愈来愈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为改善国内资金缺乏的状况，清政府还鼓励侨商回国投资。1904年命原华侨出身的张振勋赴南洋各埠考察，招
侨商回国投资。1907年再命钱恂、陈宝琛、杨士琦等赴南洋各地抚慰华侨，宣传政府鼓励发展企业，颁定勋商章程的新政策，盼侨商回国投资。清政府政治上给商人某种荣誉，提高商人的地位，经济上为商人投资提供良好的条件，使重商主义在20世纪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