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现代商会产生以前，中国已有商人组织存在。各业手工业者（往往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可归入商人一类）和专事运销的商人都被纳于行会之中。行会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产物，一度推动过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它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首先在欧洲被新型的商会取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后，自然经济抵挡不住如潮的外国商品。商人和政府谋思抵制，组建商会，并力图把行会消融其中。这样中国商会从诞生那天起就肩负重任，要消除行会体制下积淀的软弱、不思进取的商人心理，发动商人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与外商作战。 现代商会打破了行会时代的封闭生态环境 中国的商会由官商共同发起组建而成，吸收各业商人入会。地方官员对商会的态度已不同于对以前的行会，在商务方面一般参酌商会的意见。1907的苏州洋货业商人拟将业中漏捐罚款拨办公所善举，经商会一力担保，迅获当局批准。煤炭业申请成立公所，当局搁置经年未予批复。1909年底一经商会调处担保，商会“昨复”而“今准”〔1〕。 地方当局不敢轻视商会，在于富商多入商会对市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在于中央政府对商会的重视。为保证商会日常事务的顺利展开，清政府颁布了《商务总分会与地方衙门行文章程》，其中规定总会“除于本省或他省督抚用呈外，司道以下用移”〔2〕。 这意味着商务总会与司道衙门平起平坐。总会有了这道护身符，对“干修抽丰一切无谓之费”，敢于“概不担任”，也不畏惧地方恶势力，“如有土棍吏役讹诈凌压，借端兴扰商业者，本会当代为申诉。”〔3〕 商会可行保护之能， 大部分商人冲这一点加入商会。 天津窑业1908年为“免遭摧残”，“遵章入册，以资保护。”〔4〕干货行见各行入会后“多蒙宪台（商会总理所捐官衔）排难解纷”，想到“本行交涉事务不少，为此不揣冒昧……格外俯准纳入”〔5〕。1909 年芝兰香牙粉公司在入会的申请书中写到：“闻商家附入贵会得蒙保护……兹拟附入贵会，俾得保护而广见闻。”〔6〕天津商务总会早于1904 年成立，四五年后它最吸引商人之处仍是它的保护功能。 商会较之行会是一个新型的商人组织。它为改变商人的落后心理奠定了基础。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如果商会听任其成员被动地接受保护，商人对商会抱依赖心理，不为商会的巩固发展出力，那么商会的保护功能也会日益衰微乃至丧失。这一功能是商部赋予的，更是商会创立者争取到的。如果商会一直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商部“总会与司道平级”的规定只能是一纸具文。提高组织成员个体的能力是根本之途。于是商会从“开商智、联商情、扩商权”三方面入手，培养、增强商人的竞争力。商会的努力，促成商人心理的转变。 现代商会促使商人心理的变化 当时有人感叹“凡驻足商场者，大半系不学无术之徒，非特不能与外商竞争扩利权于海外，甚至国内贸易亦着着失败”〔7〕。 商战是智力的较量。商会认为开商智最简捷的途径莫过于阅报。报纸作为现代传播工具，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商务性报纸不多。官办的《商务官报》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商会传到商人手中。地区性的商报、商业杂志也在全国发行。苏州商务总会就订阅代销过《南洋商务官报》、《实业杂志》。这类刊物译载外国商务工艺，金融币制，也介绍国内各地工商行情和政府有关政策。 有些大商埠的商会自己办报。已知的有《广州总商会报》、《天津商报》、《重庆商会报》、《济南商会日报》，发行于全国的《华商联合报》是在上海商务总会的直接赞助和支持下创办的，后为筹建全国商会联合会，改为《华商联合会报》，成为联络海内外华商商会的重要刊物。商会办报并非一帆风顺，或者由于经费紧张或者由于编辑水平问题，一般都有波折。天津商会1905年1万元起家办《天津报》， 因所请主编忙不过来，管理不善，不到三个月，只剩下机器、铅字和家具，不得已与关系密切的巡警局商量，由警局投资5000元，改名《商报》，暗地里是警界机关报。然而办报宗旨没变，所以发行后在省城大受欢迎。商会办的报纸面向各个层次的商人，又具有地方特色，因此比官报受欢迎。在《商务官报》倍受冷落的保定，人们争相传阅《商报》，保定商会向天津商会表示，以后有要件之类一定随时寄呈登报。 当时一般商人还没有订阅报纸的习惯，商会就订几份放在阅览室供商人翻阅。有的商会考虑到商人识字有限，还不定期地请人辅导。直隶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的阅报所内备有茶水和纸笔，报纸由专人负责，过期的报纸也按年月插好标签以备查考。这个商会已认识到报纸的局限性——“只能广文绅之识见不能启乡人之愚蒙”，决定每月初一、十五邀请专人用白话演说报纸新书。天津商会在章程中也规定“延请畅通商务之人定期演说，准商人随便入听，以资开通而便联络”〔8〕。 阅报听演讲这类随意的形式对拓宽商人的知识面、增长商人的见识的影响是有限的，效果很难稳定。因此与此同时，商会试图通过正规途径学堂，训练出新一代商人以取得商战的胜利。 商会成立时都有设学堂的计划。苏州商务总会规定“经费未裕筹设商学研究讲习所，经费充裕筹设商业学堂”。它没能建立学堂，但支持纱缎业办初筹实业学堂和经纬业设经纬学堂。上海商务总会为商学会办的中等商业学堂提供6%的经费。商界所办学校参照国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隶高阳商务分会所设商业学堂，课程设置相当完备，本科课程有商业道德、商业学、商业历史地理、经济学、统计学、破产学等19门。有的商会经费不足不能办正规学堂，就办半日学校（如常州商务分会），办夜校（如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商会领导有的独资办学。张謇在江苏组建教育系统，周廷弼在无锡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办商德学堂，胡元倓在长沙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办中等商业学校。有的捐巨资给商会所办学校。天津中等商业学堂常年经费6000元，商会总理王竹林独担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