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与综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学术家。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不断深入，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第一，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据统计，5年来累计有80余篇论文发表， 其中不少思路开阔，有一定学术价值。第二，出版了几部研究著作。主要有宋仁编著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易鼎新著的《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美国人张灏著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尤其是李喜所、元青著的《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第三，编辑出版了一些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如夏晓虹主编的《梁启超文选》（上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召开了以此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总的说来，近年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晚年政治活动 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就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和晚年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较多的阐述。郭驰认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倡导革命言论，并不是他的一种狡猾的伪装，也不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信任，而是时势所使然，从根本上说是他自身认识深刻变化的结果，是完全真实和可靠的〔1〕。刘云波则认为，梁启超在20 世纪初鼓吹革命，固然有顺应大势的理智色彩，但更多似是因客观外界刺激而引发的非理智性表露或称情绪性冲动，不能看成是其思想本质的表现，与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论不具有同样的意义。他鼓吹革命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界对满清王朝的愤怒情绪，以免遭致舆论界的反对，是为了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从“革命”即等于暴力革命的错误认识中醒悟过来，走上自己所倡导的“革命”之途〔2〕。宾长初也认为，即使梁启超在1902 年前后一度宣传“革命排满”主张，但他始终没有摆脱他所代表阶级和政治纲领的束缚，跳不出保皇的圈子：在思想上没有抛弃改良的思想体系，在感情上偏向于康有为等保皇党人物〔3〕。 1903年梁启超北美之行后，不再倡导“破坏主义”而极力主张实行“开明专制”。董方奎、吴春梅等同志认为导致梁启超这一转变的主要根源是外在的因素，包括：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劝诫他“革命共和”的严重危害性；在美国考察了共和政体的优劣，反省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原因是民智未开，认识到美式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思想上深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理论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日本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4〕。 郭驰则认为梁启超一生的思想从未脱离过“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思想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不变的三个因素。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急切的救亡之志除了使他产生过“虚君共和”之类的保守主张外，也曾经促使他产生过激进的革命共和主张。在救亡图存的爱国前提之下，梁启超从不局限于某一种主张，他既不绝对地反对“革命共和”，也不僵硬地坚持“立宪改良”。他坚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同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异常薄弱的现实所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导致他时而倾向革命时而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5〕。 对梁启超1903年后提倡的“开明专制”主张，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多有分歧。近年来研究者大多认为，对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不应以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民主共和论为参照系而一味地指责他是“保皇”、“倒退”、“流质多变”，应当客观地予以看待，肯定其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董方奎认为，近代世界各国的开明专制都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准备了条件。这种过渡稳而不乱，似慢非慢。梁启超放弃美式共和国方案而主张通过开明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在追求民主宪政的目的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只是认为以开明专制为过渡更适合中国国情。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破产，生动地说明美式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梁启超的转变是进步的〔6〕。彭南生也认为，梁启超主张的“开明专制”主要是以“客体”（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它虽然采取了封建专制的外壳，但注入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内涵，是对封建大一统主义的一种否定，它弥补了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7〕。 从事政党政治，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是梁启超晚年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界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姜波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和实践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一是理论上他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两党制，民初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政党政治的理论宣传，但实践过程中却不能象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那样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过程中去求同存异而走上轮流执政的道路，他在帮助袁世凯击败国民党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所努力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与国民党一同走向失败。二是梁启超拥袁的目的是要将袁世凯带上民主宪政之路，最终实现改良派掌握国家政权的愿望。但实际上他却不自觉地帮助袁世凯走上了独裁专制之途〔8〕。林家有认为，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梁袁双方共同排拒同盟会在政权中的地位，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控政权，瓜分肥缺。或者说，梁启超依附袁世凯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事情，而主要是他们所代表的立宪派与旧官僚联合起来反抗革命派，争取统治权的结果，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相反在建政和治国等关键性问题上，他们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潜伏着危机。他们的结合是暂时的，分裂则是长期的。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他便成为袁世凯身边第一个公开揭起反袁护国旗号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的倒袁是被迫的，也是自觉的，以斗争求生存是梁启超反袁的思想基础〔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