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传统定论多称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确切。事实上，维新派既“求变法于上”，又通过学堂、学会、报纸推动维新运动于下。本文着重论述学堂、学会、报纸作为变革新工具的现代意义，并分析了它们的功能及其作用。 关键词 戊戌维新 变革 学堂 学会 报纸 现代化 传统定论多称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确切。维新派固然努力策动社会上层，企图通过最高统治者“变成法”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也从未放弃“自下而上”的活动。戊戌维新的领袖梁启超事后回忆说：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1〕另一位维新人物王照也回忆说：“及于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下者，即立会之谓也。”〔2〕他们不约而同的说法对于今天的人们重新观照维新运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维新派“自下而上”推动维新变法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 2.建立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 3.创办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和民众舆论的新式报纸。 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维新派锻铸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变革工具：学堂、学会、报纸。 书院改革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运动，其总的趋势是摒弃考课举业，引入中西实学。维新派进一步引发此趋势，以学堂作为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基地。康有为在授课中将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相贯通，将儒家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相贯通。梁启超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并贯彻于时务学堂的教育纲领中。以维新学堂为中介，新的价值观和知识在青年士子中迅速传播。变革的激情日益炽烈。 梁启超谈万木草堂中康有为的讲学活动说： 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 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虽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3〕因康有为富于情感的演说而“振荡怵惕”，又因思想变化而“虽聒而不舍”地影响亲戚朋旧，所以终于在观念同趋性的基础上结成“康党”。由此足见维新学堂作为变革工具的力量。 和维新时期勃然兴起的新式学堂相比较，学会的兀然而现更为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全国成立的学会有103个〔4〕。这些学会分布于10个省和31个不同的城市，拥有近万名成员。时论称“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5〕。 其言颇能表现那一时期学会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盛况。 对于维新时期兴起于全国的学会，梁启超有一段溯源性的议论。他认为，学会并非源自西方，而是“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为此，他援引《易经》、《论语》等儒学经典中“君子以朋友讲习”、“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敬业乐群”等论述，并以孔、孟、子夏、曾子、荀子讲学以及东林、几社、复社为佐证。在他看来，只是由于清代纪晓岚讲了“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的话，天下人才“疾党如仇，视会如贼”，学会因此亡绝〔6〕。 亲自推动学会兴起的梁启超虽在学会一事上多有精彩议论，但他关于学会源流的说法无疑舛错。中国古代固然有文人结社雅集的传统，但这种结社圈子极小，且大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遣兴。明末东林、“复社”虽然声气广披于朝野，具有士人议政的性质，但其间士大夫的聚合不仅是松散性的，而且贯穿以传统伦理主义原则。维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学会则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新型社会组织。这种现代性体现在： 第一，它有会员共同遵守的章程和明确的宗旨，有定期的活动和发行的报刊。它在会员中实行民主、平等的原则。讨论问题只膺服真理，而不论官职和权力的大小。学会领导人也由选举产生。所有这一切，是中国古代“会友辅仁，相聚讲求”的文人结社不曾有过的新格局，两者很难找到相通之处。 第二，正如费正清等所指出的：“当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7〕康、 梁等人论述学会的意义时便屡屡指出，学会一类社团的蔚然兴起，是西方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8〕。这些言论颇能显示他们创办学会的思想源泉。 成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广学会〔9〕在文人官员中卓有成效的活动亦给维新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会的“格言和指导原则”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10〕。为此，它在北京、南京、西安、烟台等地设立专门机构，发行《万国公报》，翻译出版西学书刊。甚至深宫中的光绪帝也阅读《万国公报》，并向广学会订购了89种书籍。广学会“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成效以及它们以自愿联合为原则，以知识和政治相兼为目标的组织形式给予维新派以重要的启示：“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团体具有作为革命工具的潜力。”〔11〕正是在广学会的示范作用与李提摩太的直接影响下，康有为创立强学会，并推动各地学会次第成立。 第三，维新时期学会兴起的政治哲学基础是维新派“以群为体”的文化理论。康有为一再强调集群的重要性，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12〕这样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是宋明士大夫所不可能具备的。梁启超的“群”的思想更具现代色彩。他指出：“近世严禁结社”是“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的莫大“病源”。它阻碍在民众中间产生力量和朝气，阻碍人们的交往，因而极端不利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成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心，其根本原则在于选择“群术”治群：“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他的这一认识已逼近亨廷顿所说：“能够接纳政策创新和新社会团体的政治政体，才是达成现代化的合适基础。”从政治民主的视野出发，梁启超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口号，力图建立综合体现所有成员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政治共同体，而学会既是政体由“独治”（君主专制）向“群治”（君主立宪政体）转型的初级形式，也是实现政体转型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