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之每一次进步，无不与巨大的历史灾难相联系。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在浅层次上对中国的知识阶层有所触动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则从深层次上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它导致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高举起救亡、变法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甲午战败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尽管只迈出了一步，但它成为一个历史的新转机，从此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了效法日本变法维新的新时期。 一 长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把日本当作东洋“蕞尔”小国，不加重视。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事隔6 年之后（1874年），当日本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台湾时，近代中国人才开始重新认识日本。但纵观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除了王韬、黄遵宪等明确称赞日本，主张学习日本外，大都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尤其对日本改变祖宗成法，仿效西洋政治制度的作法不能接受，讽之为“东头西脚，西脚东头，不成东西”〔1〕。然而，正是这“不成东西”的日本，在1894年9月开始的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洋务派苦心经营10多年的北洋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几十万湘淮军节节败退，并向中国提出赔款两万万两、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等一系列苛刻的议和条件。 甲午战败这一残酷现实，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1895年4月底，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师， “举国哗然”。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举子，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举子“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士子们为战争的惨败和日本的要挟所激怒，纷纷上奏章、递条陈，痛心疾首，慷既陈词，反对议和。一时上书言事的士人之多，以致都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2〕。 在所有这些士人学子上书“数日不报”的情况下，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多人齐集都察院门外上书请愿，要求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成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强调前三者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非变旧法，无以为治”。并要求光绪帝改革封建体制，建立议会制度，“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3〕，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上达于光绪帝手中，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4〕，引起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动。1895年6月初，上海哀时老人“刻其文及姓氏以告天下”，盛赞其文“惊天地，注鬼神”〔5〕。 公车上书不胫而走，刊出后行销数万部。士子们辗转传抄，“一时间天下墨争磨”〔6〕，其影响也迅速从京城扩展到全国。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7〕公车上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甲午战败最激烈最直接的反应，却又不以此为限。公车上书行动中的集会、讨论、请愿等手段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特点，它突破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分散活动的局限性，从书生议论发展到有18省1300多人参加的集体上书言事的社会活动。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8〕公车上书的举人们散归乡里，把维新思想传到各地。公车上书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渐知天下大局之事”，走上了维新救国的道路。康、梁也因其在公车上书中的杰出作用成为维新变法的政治领袖。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对两国近代化力量的大检阅，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的较量。甲午战败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所诟病”〔9〕。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站在“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10〕这样的认识高度对洋务运动进行了批判。谭嗣同认为洋务派所言所办的只是轮船、火车、枪炮、织布机和炼铁厂等物器而已，“于其法度政治之美备，曾未梦见……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11〕。康有为批评洋务派是“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他非常恰当地评论“此皆变事而已，非变法也”〔12〕。严复批评洋务运动是“大抵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13〕，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14〕。梁启超形象地批评洋务运动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他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5〕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大都从甲午战败这一事实中认清，只有工艺技术等层面的局部的枝节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在于，只有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阙如。整个戊戌维新时期，变法变法之声响彻于国中，“一般洋务时务之士靡然成风，举世若狂”〔16〕。世风为之一变。这与甲午战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甲午战败后，在政治上检讨洋务运动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中体西用进行了突破。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虽然已经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但批判的理性却被紧紧束缚在技术、工艺等层面（洋务派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狂火器万不能及”〔17〕），这样旧的束缚了新的，死的缠住了活的，批判的理性在现实中停滞了增长。不仅如此，中体西用带有的“卫道精神”（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18〕）极有可能再度狂热起来，淹没仅有的一点理性，回归到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