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874～1875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奕、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纷纷上奏要求进一步推广洋务运动，提出了“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等项自强新政的主张，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近代化之争，进一步表明“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同时也表明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洋务运动必然失败和顽固势力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抹杀一切变革的萌芽。 1874～1875年，清政府内部发生过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过去有不少研究者将它概括为“海防”、“塞防”之争，是不准确、不全面的。从实质上看，这场争论主要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其中涉及到对“海防”、“塞防”的不同看法，因已有许多文章论及，本文不再赘述。 一 1874年5月，日本进犯台湾。 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同时与日本展开外交交涉。10月，清政府被迫接受英、美、法等国的所谓“调停”，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北京专条》），日本从台湾撤兵，中国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连连败北，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到了此时，连东方小小的日本也开始打上国门，这使清廷上下颇受刺激。主管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自然更感到沉重的压力和耻辱，他们对日犯台湾之事进行了讨论和总结。11月5日， 总理衙门奕等人上奏筹议海防，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及洋务运动的进展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广洋务活动提出了纲领性意见。 首先，奏折指出，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必须发奋图强，因为“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目前且不说驱逐洋人，恢复主权，即使力保和局也需要实力。日本进犯台湾，“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只得忍痛接受屈辱的和约。由此看来，“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后果更不堪设想。列强环立，虎视眈眈，形势迫切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其次，奏折总结了自强新政——洋务运动的进展情况。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可谓“创巨痛深”。一时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倡言自强，“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如何才能自强？洋务派认为，唯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才能加强国防实力，抵御侵略。顽固派则认为只有坚持传统的纲常名教，大力倡导“忠义之气”才是自强的根本，坚持反对学习洋人科技。正因为缺乏统一的认识与行动，因而喊了十几年的“自强”，“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洋务派虽然大声疾呼军事、工业近代化，并创办了一批军火工厂、民用企业，但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一是顽固派的多方反对，洋务派每办一事，往往“岐于意见，致多阻格”，“同心少，异议多”。办洋务事业，离不开与洋人打交道；而一与洋人有关，顽固派必然指斥为“以夷变夏”，全不顾“局中之委曲”，凭空为洋务派增添许多阻力。二是经费不足，致使洋务事业“未能扩充”，有些“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1〕显然，就以上两个原因而言， 奕等人认为顽固派的阻挠是洋务运动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最后，奕等人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做为今后图强的总方针。其中前三条不外继续坚持使用、制造洋枪洋炮，训练新式军队：“筹饷”则是出了一个题目，要求各方面表态；“用人”是原则提出要各省大臣保荐“知兵望重、熟悉洋情之大员”；“持久”实际上是要求统一思想，少说空话，面对实际，“上下一心，内外一心”〔1〕，持之以恒，把洋务运动更大规模地继续下去。 同年11月19日，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时丁日昌丁母忧离职，奏折由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呈。）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创立一支近代化海军，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 每支舰队配备大军舰6艘、小军舰10艘，一律洋炮武装，并在沿海重要港湾修建海军基地。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每局设造船厂一，枪炮厂一，“耕织机器”厂一。看来，丁日昌不仅积极主张国防近代化，而且希望把近代化大规模推向工农业，全面推行机器生产。 清政府十分重视总理衙门与丁日昌的奏折，先后将两个六条寄发各省督抚大员及王公大臣，限期详细复奏。复奏很快纷纷送到北京，关于练兵、造船、简器等项，各方面意见虽也略有参差，但没有根本原则分歧。至于筹饷、用人两项，意见就大相庭径了，由此掀起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 二 洋务派发言的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认为： 一、今天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完全不同于历史，因而必须改变传统的国防方针。历史上外族入侵常来自北方，而今东南沿海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洋人势力深入到京城与各省腹地，他们表面上与中国友好，暗地里无时不在想吞噬中国。而且一国挑衅，各国都煽风点火，这实在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拥有轮船、电报，运输、通讯瞬息千里；他们军事先进，机器精良，洋枪洋炮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过去的水陆关隘，根本不足以抵御洋人进犯，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如此“变局”与“强敌”，如果只停留在以往的“成法”上，那就象医生不问病人的现状，一概投以古方，不可能有效果。李鸿章指出必须改变过去的老一套，“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二、关于筹饷。李鸿章提出罢西征、借洋款、开利源三个办法，重点在开利源，即在矿藏丰富的地方，“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成立公司。”显然，李鸿章极希望借这次论争，呼吁更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大办企业，把近代化进一步推向纵深发展。为什么要仿照西法呢？李鸿章的道理很简单：“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制造机器产品，自己办轮船铁路运输呢？中国守着几千年未开采的地下宝藏而无处筹饷，“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他指斥那些说开矿会“凿坏风水”、“聚众生事”的人是“无识绅民”、“无用官吏”，他们的鬼话都是不经之谈，不值一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