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近代，海洋方向的防御日益成为清王朝整个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有1万8千公里海岸线的客观现实，又使海防布局问题成为晚清政治家们所关注的焦点所在。综观在沿海七省中南北居中的浙江海防，其战略地位在清廷海防战略中渐次弱化，此中原因十分深刻，它折射着晚清海防战略的本质及其基本走向。本文拟从剖析浙防的弱化过程入手，通过对近代海防战略形成及实施过程的分析，透视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特质，并对此提出一些看法，以期方家教正。 浙江濒临东海，位居中国沿海中段。其海上防务曾是元明及清前期的重点防御方向。在清中期以后，浙省防务日渐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东南门户洞开，装备精良的英国人乘坚船往来游弋于中国沿海水域。“当南北洋适中之地，又居上海香港之间， 贴近长江口外”〔1〕的浙江省，不可避免地数度受到了侵略者的攻击，在省内定海、镇海等战略要地，清政府临时增援布置的防线几乎不堪一击，虽“聚劲兵良将巨饷，而数覆于敌”〔2〕。海防力量如此不可恃， 对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度触动很大。战后，道光帝曾三下谕旨，令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省分赶造战船，多安炮位，增强守备。道光三十年，因浙省水师废弛而“饬有司整治船炮”。在中央政府的驱动下，鸦片战争以后浙江海防力量有所增强，其战略地位亦相应得到提高，甚至达到了在南方沿海省分中居先的程度。〔3〕但是必须指出， 此时的海防事业从整体上看仍为旧式，并不属于近代范畴。以战船论，浙省原有者多为嘉庆二年以后仿民船改造的小型木船，在增造所谓大船以后，仍多为以棹桨为动力的无帆桨船或单桅船。炮台配属虽增加了火炮数量，有些也安置了供火炮升降旋转的滑轮绞架，但其构筑仍为长墙高台暴露式，无纵深配备，防御能力极差。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海上进兵直入京城，“藩篱竟成虚设”。给清朝统治者极大的震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不久，清廷即开始全面整顿海防以图自强，由此启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加强海防建设的进程。浙江海防亦从此开始其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浙防与闽、粤、苏等其它南洋省分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但十九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局面逐渐改变。同治五年五月，左宗堂奏请于福建建局造船，以达“防海害而收其利”之效。上谕准其所请，并批准其酌量提用闽海关经费。 〔4〕船政之设，使闽省海防建设的步伐加快了。在闽局开办之前，时任苏抚的李鸿章在同治四年即命丁日昌于上海虹口开办江南制造总局，拟造枪炮以供军用，〔5〕并于次年开始筹造小型轮船。〔6〕这对苏省沿海及长江口一带的防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之后不久，鉴于两次对外战争均始肇于广东，故两广大吏即开始自行外购兵轮。自同治五年始，先后向法、英等国购买战船，加强广东洋面防御，增强粤水师力量。与上述三省相比，浙江在60年代中后期的海防建设基本上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浙防力量落于闽苏粤三省地方之后，其战略地位的弱化即初露端倪。 同治十三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威胁东南海上屏障安全，再次使清廷大为震惊，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此次围绕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展开的海防问题大讨论，对清廷整个海防布局及其战略重点的确立意义重大。在其所拟章程中，明确提出以北、东、南三洋布防。关于东洋，提出在苏浙方向设东洋水师提督，“以浙江益江苏，建阃吴淞”〔7〕。此中， 明显表示出苏浙方向防务应与北洋及闽粤同样看待的深意。丁日昌提出的三洋布局，将明以来沿海各省防划为三洋区防，并已模糊触及了海防不同于陆防的特质。在这次海防大筹议中，内外臣工对一些涉及海防重大问题的认识大多尚处在感性认识阶段，见解不一。但也有一些论道开始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湖南巡抚王文韶在复奏中指出：“沿海无关得失之地，非彼此所必争。若各省竞言海防，专恃此为备敌之计”，终于日后战局有所大碍。〔8〕明确提出必须区分有关无关得失之地设防。王文韶是一个塞防论者，但其此论却触及了海防重点确立的理论问题。那么究竟何处为海防的重点呢？时任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大学士文祥在其论加强海防的专折中指出：日本已成为东南沿海防御的重点敌国。而“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两国地理位置如此相近，如一旦日本于海上发难，“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他特别指出，“明季之俄患，可鉴前车”。〔9〕关于浙防，文祥此折强调了从地理位置而言，浙江无论于东洋还是西洋，都处在一个有战必争的前沿位置，故应重视浙省防御。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两江总督李宗羲在其复奏中就明确将浙江防区各口排除于应建成沿海重要防御口岸之外。〔10〕李鸿章在其复奏中虽阐述了他对丁日昌三洋水师布局之议的赞同，但在战略重点问题上，却另发了一番议论：“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北塘、大沽、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重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城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1〕李鸿章的上述主张，实际已将丁日昌三洋并重的海防筹划改为重守长江口以北一线，尤其是京畿门户地区了。由于李鸿章的重臣地位，他的意见对整个清廷的海防战略布置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各督抚大员复奏之后，总署请饬廷臣会议。礼亲王世铎奏称：海防大计，“现在财力未允，势难大举，只可量我之力，择要筹办”。他公开点出同意李鸿章等人的提议，将京畿、长江门户加上台湾几处“严密设防”，“此外各省海口边境但须略为布置，俟我力有余，再随时恢扩”〔12〕。这种发自内廷的舆论，再次影响着总署的决策。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日）奕上奏，除拟就各项实施办法以备定夺外，在组建海军这一核心问题上提出，限于财力，请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13〕显然，奕代表总理衙门做出的这一策划，是受到了李鸿章主张的影响。然而此议并未得到清廷最高当局的批准。当天，清廷即明发上谕，实际上否定了奕及李鸿章上述有关海防战略重点的筹划，而将南北洋分段督办，共同发展海防定为国策。〔14〕这一决策无疑对南洋地区海防事业的发展，对浙防的加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上述那种轻视浙防、乃至无视整个南洋防务重要性的主张，已在朝臣中广泛散布，并得到了响应。这为日后清廷国防策略的改变和浙防的弱化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