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近代湖湘文化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湖南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人民刚劲质朴，吃苦耐劳。但与江浙、广东等沿海省份比，湖南人则显得比较闭塞保守，不够开放，这是湖湘文化的特点与缺点之一。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世界历史来看，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意识发展水平同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总是同步的。湖湘文化同样如此，从王船山开始，它就表现了一种博大宏伟、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与革新精神。这一特点，愈到近、现代而表现得愈加鲜明、强烈。 一 中国古代文化与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早在3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全世界最早的进化论思想。 他指出：“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1〕这就极其深刻地指出了， 中国人的祖先，在轩辕黄帝以前，与少数民族“夷狄”一样，文化极不发达；在太昊之前的远古时期，则不仅没有文化，也只不过是“饥则呴呴，饱则弃余”的“植立之兽”而已。人类就是从动物界经过漫长的进化、演变而来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类祖先从“茹毛饮血”的动物生存方式，进化到“粒食”（种植农作物而得到的粮食）、“火食”（用火煮熟食物），并穿上衣服，“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于是而人之异于禽兽者，灿然有纪于形色之日生而不紊。”〔2〕人类终于脱离了动物界而走上自己文明的发展道路， 而且越到后来就发展得越文明，越进步，“世益降，物益备”〔3〕。 正是从这一进化论思想出发，王船山认为，人类文明决不是只有华夏一个中心，而是存在着多个发展源头，多个文化中心，只是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其他文化中心还不为我们所知道罢了。他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之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月照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4〕整个世界是如此，从中国内部来看， 文化发达地区亦不是固定不变的。“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5〕现在却因异族入侵而糟塌得不像样子。由此而“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6〕这是对世界文化中心“唯一论”与“不变论”的有力驳斥，充满着历史辩证法的光辉和极目世界的博大胸怀！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王船山大力主张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他对汉武帝开南越、通西域的民族开发政策给予了极高评价，对宋朝苟且偷安的闭关政策给予了猛烈抨击，指出：“武帝平瓯、闽，开南越，于今为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云之民，画塘水三关以绝之，使渐染夷风，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移而南，天且歆汉之功而厌宋之偷矣。”〔7〕特别是通西域，“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 则利大而圣道以弘。”〔8〕王船山不仅主张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还提出了“天下交相灌输”的经济交流思想。他指出：“据地以拒敌，画疆以自守，闭米粟丝枲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术也”。〔9〕所以，他大力提倡国与国之间，甚至敌国之间的通商贸易。 他说：“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金钱内集，民给而赋税以充，耕者劝耕，织者勤织，山海薮泽之产，皆金粟也，本固邦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究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10〕王船山这些宝贵的思想，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的形成，以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步入近代。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击碎了“天朝上国，至善至美”的梦呓。湖湘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精神，培育了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巨人。湖南邵阳人魏源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魏源早年通过邓显鹤研读过不少船山著述，深受船山“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的影响。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受民族英雄林则徐之托，写出了《海国图志》这样划时代的经世之作，该书深刻总结了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夷之“力强技巧”远在中国之上，因而向中国人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1〕的口号。该书还进一步探讨了西洋诸国富强的原因，指出“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12〕，而是在于他们以商立国和推行民主政治。这样，魏源就向中国人首次展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世界。该书不仅初步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还介绍了美国的民选总统制。他说：美国“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群所治之异，此又变封建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13〕“匪惟不世及（袭），且不四载而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14〕表现了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高度肯定与赞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源所介绍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但是，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当时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