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前后，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文化观点，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强调近代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派。与这种文化观相对应，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一种传统色彩较为浓厚的史学派别，即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为代表的新史学体系。他们既受西方学术思想的激荡，又有浓厚的传统学术功底，既认识到了西方学术方法的长处，又不丧失对传统学术精神和方法的信念，成为新史学哲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别。 一、守成派的历史哲学观点 所谓历史哲学，主要是对于历史过程及其本质的哲学思考，它是史家认识历史的结果和史学创作的前提。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革命思潮，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标准。梁启超、章太炎共同提出的新史学特征是：以国民为价值中心，体现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则。为建立新的史学标准，梁启超等人对传统史学作了激烈的批评，并大力宣传社会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提倡创作民史。 新史学的历史哲学是否完全与传统史学无关？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在章太炎初步反思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新史学应正面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中的道德精神，把传统学术中对理性和道德的信念当为新史学的精神实质。 王国维对中国传统学术别著慧眼，他认为如果就形式逻辑而言，中国旧史学的前提和基础——儒家哲学，“其于思索未必皆精密，而其议论亦未必尽有界限”。（《静安文集续编·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之后》）但儒家哲学却道出了消解人生困境的真理。在历数佛家的涅槃 论、叔本华的自杀论以及儒家的道德信念庶几有助于人生困惑的消解。故王国维对史学中道德理想十分重视。他的《殷国制度论》考察殷商与西周之际的社会变更，结论是：“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实际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西周所确立的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及其精神，是新文化的基本前提，新史学必须贯注对道德的信念。 陈寅恪对传统学术的道德精神有强烈的信念。他认为，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时期，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通过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他运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影响的例子说明，中国当时输入欧美思想，应该像宋代儒学一样，“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新史学亦然，一方面有必要吸取西方学术体系的长处，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的道德精神。 陈垣对传统史学的人伦道德有深切的体验。他的《通鉴胡注表微》，表面上是对宋末元初胡三省、司马光《资治通鉴》注释的研究，实则通过对胡三省史学思想的阐发，表明他自己的史识。在其中，他分析了胡三省对当时民族文化问题的焦虑以及对人伦道德的信念，表彰胡三省史学的民族气节，畅述自己对传统史学所树立的人生观的信念。如他说，传统史学褒贬人物的是非标准，“能致身为第一义，抗节不仕者次之，保禄位而背宗国者，在所必摈”。（《臣节篇》）这种受儒学熏陶的生死观，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所在。 汤用彤的史学思想与上述三人基本相近。他的《理学谵言》一文认为，评判一种文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看它对于人的道德品性的铸造方式和结果。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东西文化，人们就不会“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就会发现表面上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性命道德之学，仍然有其现实价值。1918—1922年，他留学美国，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和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宗教，哲学，各有真理，各有特质，不能强为撮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载1922年12月《学衡》第12期）每一种文化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只能求同存异，而不能生搬硬套。汤用彤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到唐宋间佛教发展历史的深入研究，指出任何外来文化，只有与本土文化相互化合，才能生长繁衍。汤用彤的这种文化观点应用于史学，其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与上述诸人不同，柳诒征对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体系的相互关系，作了正面论述，对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明确指出，传统史学的前提就是儒家经学，特别是《春秋》大义。“近人讲史学，不知推本《春秋》，漫曰《春秋》是经非史，而中国史学之根本不明”。（《国史要义·史义》）他认为，如果我们把视野伸展到传统史学的经学背景，就会发现传统史学有许多地方是十分深刻的。如正统观念，尽管历史上确实有为某一王朝争正统的现象，但也不能忽视正统观念中正义、爱国、保卫领土完整的含义。“前史之龂龂于一家之传统者，非第今不必争，亦为昔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则治史者必先识前贤之论断，而后可以得治乱之总纲”。（同上）故柳诒征认为，虽然中国旧无历史哲学之称，“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予。……故吾人治中国之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例”。（《国史要义·史识》） 值得指出来的是，虽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都强调新史学对传统史学道德理性的继承，但他们并非一味守旧，他们也认识到必须结合时代需要，吸取西方学术精神，使传统道德理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王国维认为：传统儒家高扬道德信念，这是合理的，但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也有一个弊病，就是对非道德现象缺乏像西方那样严格的法制制约。而“义之于社会也，犹如规矩之于方圆，绳墨之于曲直也。”（《静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则》）“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同上）因此他主张应该在道德信念前提下加强社会立法。这种认识引伸到史学领域，王国维也必然在宣扬史学的道德精神之外，宣扬史学的近代民主精神。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之后，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他认识到道德理想虽然有“超越时间地域”的一面，但也不能不有时间地域的变化。所以陈寅恪研究历史，特别是隋唐文化史，既注意文化中心观念的继承发展，也注意文化中心观念的转化和移植。也就是说，认识一种文化现象，既要看到它的精神实质，也要看到它的新的表现方式。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必然如此。陈垣也并不一味固守传统史学精神而无视外来文化的吸收。在《通鉴胡注表微·释老篇》中说：“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不可顾虑及此。……故吾人当法孔子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他认为只有通过相互了解、相互吸收，才能真正认识到其他学术的长处。汤用彤曾经总结出文化移植的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地方的文化思想，往往有一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虽受外力压迫而不退让，所以文化移植的时候，不免发生冲撞；又因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外来文化思想须适应本地的环境，所以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载1943年1 月《学术季刊》一卷二期文哲号）所以文化冲突调和的结果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都有所改变而又不至于彻底改变，它们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达到更高层次的融合。汤用彤的文化移植思想对于新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结合，无疑也指明了发展方向。柳诒征也认为新史学一方面应吸取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西方学术的长处，如西方史学对于历史发展线索的认识，“可以益人神智”，虽然它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原貌，但新史学也有必要吸取其精髓，总结出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