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终于在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不可泯没。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对所谓“近代激进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言论，却对这场民主革命运动给予完全否定。其主要论点是：一、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上近代化的道路；二、辛亥革命是搞糟了，一下子痛快地把清王朝搞掉，必然军阀混战，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三、自辛亥革命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本文拟就上述观点加以辨析，以求对辛亥革命有一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貌。 一、辛亥革命并非“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 按照某些人的论点，辛亥革命不过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主张的“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因而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场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一句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0世纪初，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沦为“洋人的朝廷”。由于它的卖国和腐朽黑暗的统治，不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与立宪派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日益走向孤立的境地。 清政府为实施新政而加捐增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355页）；“当捐之行也，一盏灯， 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纷纷起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反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及全国、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日益将主张改良的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暴的来临，立宪派一方面发动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民主立宪的轨道；一方面领导了反对清政府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保路运动”。然而，这两次运动都遭到清政府的镇压。清政府不可能接受立宪派的要求，接受了就意味着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派的请愿要求。到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即命令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该省督抚应即“查拿严办”。尽管立宪派确实没有干犯皇室尊严的用心，然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理会他们的“忠心耿耿”，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的集权统治。1911年，清政府组成所谓“责任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事实证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一场骗局。这使立宪派痛心疾首，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阵营，成为自己的敌对势力。那种认为腐朽的清政府的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可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造。 20世纪初，清政府内部皇族与官僚军阀集团的矛盾也愈演愈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亲贵族集团深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1908年慈禧太后死后，取“监国”地位的醇亲王载沣将握有实权的袁世凯放逐河南老家。这引起了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几乎没有人为清政府效力卖命，或保持观望，或弃城逃跑，或宣布独立，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 由上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情势使然。正如列宁所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列宁选集》新版第2卷第461页）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当时已经具备了。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的结果”。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章太炎都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极其腐朽、专制、卖国，使他们在对清王朝的绝望中走向革命。秦力山、孙武等人也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放弃了改良主张，投身革命阵营。20世纪初年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经过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已彻底暴露，人们对它已经绝望，认为“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不得不先出以革命”（吴樾《遗书》）。革命派从出现到武昌起义，不过十几年的经历，各方面都不够成熟，力量也不算强大。然而，武昌举义的枪声一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顷刻土崩瓦解。显然，将这样一场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归之于“激进主义的结果”，是说不通的。这里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