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 关键词 梁启超 文化思想 现代化 梁启超，“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1]， 以“善变”、“屡变”闻名，早年孜孜追随时代， “牺牲一身觉天下”[2]，后期又对自己深信过的“破坏主义”主张完全放弃。 梁启超是“时代的牺牲者”[3]，激烈动荡的近代中国， 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他的“保守性与进取性交战于胸中[4]”的思想矛盾， 使其成为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本文拟就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轨迹，探究他面临现代化挑战的艰难抉择，从而展示中国文化现代化前景。 一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早期接受的是“科举致仕”的正统启蒙教育，沉迷于训诂词章之学。转机出现在十八岁那年，他拜谒了康有为，康有为的谈话动摇了他对传统学问自以为是的接受，展示了一个他以前没有梦想过的思想天地，自此师从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在康有为布下的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的历史观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交织而成的思想格局内驰骋，为社会改革寻根探源。 梁启超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以报刊政论家身份发表的言论在社会造成普遍影响，一时声名鹊起，康梁并称。他一方面恪守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在论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的问题时，无不套用这个现成的公式，把孔子说成是主张改革的“鼻祖”和为万世作法的教主，另一方面，又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在他的《变法通议》等论著中，“大同之义”的理论和“张三世”的实施方案，西方的“宪治”原则和民权思想，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古老的“三世说”理论中注入了社会进化的内涵。与所有同时代主张变法的人一样，梁启超以进化论作为哲学理论基础，并将其运用于文化领域，将东西文化的差异看作是时代的先后之别，否认东西文化类型本质的区分。“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5]。 在对比古今中外“变”与“不变”截然相背的命运后，他倡导“全变”，不但肯定了中国文化有吸纳西方文化以自强的能力，而且全面接收西方文化势在必行。于是，在“法先王”的旗号下，以仿佛文艺复兴的形式偷偷将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理论输入进来，以图振兴萎靡不振的中国社会。这一阶段，梁启超小心翼翼地蜗居在传统外衣保护下，来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这种既向于今，又脱不了古，既取法于西方文化，又不自觉地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青年梁启超思想文化的基本性格。 戊戍以前，梁启超对康有为称扬可谓不遗余力，而政变发生亡命日本后，受到日本明治文化的冲击，恰是这个时候，他的思想正式冲破康有为的思想外壳，显露其独特性。他思考的中心已不局限于对维新运动本身的检讨，而推及政变发生的远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寻找到了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私有的政治制度。它采取“驯”、“餂”、“役”、“监”四种统治术，导致了“民愚”、“民柔”、“民涣”，使中国成为统治者的“防弊”之心。由此引申开去，中国在自由观、国家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上与西方表现出极大的差别。中国最缺少的正是自由，而只有奴隶；但更可怕的是，中国人不仅有身为奴隶的景况，而更有心为奴隶的积习。它是中国文化的大弊病，而欲具备自由人格，必自破除心中之奴隶始，只有除却“古人”、“世俗”、“境遇”和“情欲”四种奴性，才能获自由，从而为国家富强奠定人格基础。此外，梁启超还从多方面剖析国民弱点——缺乏公德心、无国家思想、无进取冒险之性质、无权利义务观念、缺乏自治之能力、保守性质太强、无自尊心、不能群、分利之人多而生利之人少、无毅力、缺乏尚武精神等。因此，为根本改变国家民族落后状态，就必须根本地改造民族特性。他拉起了“破坏主义”大旗对传统进行了猛烈抨击，对国民性进行历史批判。在他看来，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摧陷除旧是为了廊清布新，旨在肇兴他的“新民说”，“新民说”成为梁启超痛批民族弱点后的基本选择。 梁启超思想最激进的时候是1903年左右，它引起了持君主立宪、保皇改良主张的康有为的不满。但另一方面，其政治主张的内涵与革命党人有本质的区别和绝大差异。本世纪初的那几年，梁启超事实上受到保皇党和革命党人的双重夹击，前者以为其过于激进，后者则以为其过于反动和保守。他试图从保守与革命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毫无疑问，他的人文关怀并不在于清政府的存废，而在于如何才能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道路。在他看来，保守的主张固不足取，但过于激进的革命主张也可能适得其反。从美洲游历归来后，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和民主制国家颇为失望，考察旅美华人社会的结果，也使他对国民性改造倍感艰难，因此放弃革命、破坏的主张，宣扬“开明专制论”。而溯其思想转变的伏脉，却与“新民”理论不无关系：国民素质低，固不足以谈革命；而国民觉悟的提高，又有赖于开明君主的干涉、指导。新民理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保守性，使得国民性改造很快退居其次，被更为紧迫而引人注目的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所取代。梁启超始终徘徊、依违于两端之间的文化态度，与其哲学理论基石密不可分，社会进化论主张按循序渐进的路径，反对过程中断或革命方式解决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另外，在中西问题上，他自始存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他进行文化比较时，在历史认知的层面体认了西方文化的“富强”，但在价值选择的层面则更多流连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自觉地以这种意识来纵论古今、中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