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领域。在西方各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发展成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社会的演化是否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成为近年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虽然关于公共领域问题存在各种争论，但是在晚清，处于“私”与“官”之间的公共事业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勿庸怀疑的事实。本文将借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揭示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事业及其组织的扩张与意义。 一、清初与清中期的社会重建和公共领域的出现 在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强调太平天国后社会的重建。因为这些大规模的社会重建为地方士绅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迅速发展〔1〕。 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不同于沿海和中部地区。由于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上游地区没有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因而也就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重建活动。 实际上，清代上游地区曾经有过一个重建过程，但发生在清初而不是清末。清初，特别是乾隆时期，因几乎半个世纪的战乱而遭到极大破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逐渐得到恢复。四川的人口从1661年的50万发展到1791年的1170万，耕地面积从1661年的118 万亩（册载）扩大到1784年的4619万亩（册载），地丁从1661年的2.7 万两上升到1796年的66万两，粮食总产量从1722年的约21亿斤增加到1784年的约60亿斤〔2〕。战乱期间被摧毁的城市也已趋向繁荣。 这个重建的规模及影响与太平天国后的东部和中部各省相比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这个重建过程中，社仓、义仓、义田、义捐、善堂、祠庙和会馆等公产和慈善机构逐渐扩张。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基本上被地方士绅所控制。 社仓。社仓在上游地区出现于康熙和乾隆时期，是地方储粮的主要场所。社首由公选产生，一般要求“品行端庄”、“家道殷实”。1741年全川社仓共储谷11.4万石，1812年为156万石〔3〕。社谷主要由地方士绅捐献。 义仓、义田和义捐。除了社仓，地方还有义仓以备灾荒。仓首的条件与社首基本相同，储谷的主要来源是义仓拥有的田地。此外，各县还有地方官和士绅所购的义田，其主要目的与义仓相同。地方士绅还捐献田、谷和银两，称为“义捐”。 祠庙。上游地区建有大量的庙、宫和宗祠，作为人们进行宗教崇拜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这些祠庙拥有房屋、田产，主要依靠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捐献，并由士绅、会馆、宗族控制。在地方公共活动中，祠庙扮演了主要角色，产生了重大影响。 会馆。上游地区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普遍建立了他们的社会组织——会馆。这些会馆大都有宫庙作为公产，通常还有房屋、田地作为公产出租，其收入用于祭祀活动。每个会馆公选一二人任“会首”，负责内外事务。会馆经常举行会议讨论内外事务。 地方教育。随着清初经济的发展，教育系统也得到恢复。从1704年锦江书院的建立到清中期，全川已有书院160所，但其中仅有7所是地方士绅创办的〔4〕，其余皆由地方官设立。嘉庆之后， 士绅创建的书院明显增多，如自贡县的五所书院有三所由士绅创办，而其中两所是由大盐商王氏家族创建的。王家为书院提供财力支持，并将祠堂用于办学。这两所书院既招收族内子弟，也招收族外子弟〔5〕。 这些书院对地方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培养了许多有影响的士绅。 社会服务组织。19世纪的长江上游地区有不少公共服务组织，如民信局。在近代邮政产生之前，民间信函依靠民信局递送。19世纪末，重庆有16个民信局，一些民信局还在汉口设立了分局。它们能将信件和包裹送到长江上游各主要城市以及汉口、昆明、贵阳和兰州等地。 地方慈善组织。在地方慈善活动中，地方士绅特别活跃。他们建立了许多慈善组织，进行慈善活动。1747年，绵竹士绅创办养济院，捐银125两购置地产。到嘉道时期，这所养济院已拥有房屋22所， 抚养孤老94人〔6〕。重庆地方士绅相继建立了养济院、育婴堂、体仁堂、 存心堂、至善堂和天王堂。这些机构按其服务对象可分为综合救济、资助抚养孤老和育婴三种。 这些慈善机构几乎全部由地方士绅创设或资助，但基本都得到了地方官的支持。长江上游地区这些“堂”的基本功能在几个世纪内都没有改变。这个现象不同于汉口。根据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研究，汉口的“堂”在19世纪是一个“关键机构”，“基本上是新的面貌”。太平天国以后，善堂在汉口急剧扩张，它们“代表了地方社会创造精神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胜利”〔7〕。但是， 上游地区是会馆而不是善堂演变为新的形式。在20世纪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会馆将在后面讨论。 二、20世纪初期的公共领域 （一）公共领域的发展 20世纪初期，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领域的演变，一是新领域的产生。大多数商会和公立学堂属于前者，但是几乎全部公共协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都属于后者。 传统组织的演变。在传统组织的演变中， 商会是最明显的例子。 19世纪末，在戊戌维新变法的影响下，各种学会普遍建立，但商会并没有应运而生，尽管许多改良人士对此进行过宣传。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商人意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1904年，在重庆建立了长江上游地区第一个商会。次年，成都总商会建立。此后，大部分县、乡镇相继建立了商会和商务分会。据统计，1904年，四川有商会2个，到1911 年已有98个，占全国商会总数的12%〔8〕，居各省之首。 商会是在传统经济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重庆商会是由各会馆首事负责筹组的。除八省首事外，每商帮选一人任会董，选一二人任协董，这些人担任了商会正副总理、会董等几乎全部重要职务〔9〕。成都13个钱庄和21 个帐庄因营业性质相同而联合创办了商务分会〔10〕。泸州商务分会由烟、丝、煤、木等22个商帮组成〔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