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历史的运动呈现为阶段的连续性，而每一阶段历史都有自身的起点。宾德诠释“起点”的涵义说：“在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中心点，自此以后，事物才有歧异发生。此点可称之为起点，它可以是一个单一事件或一大堆事件。透过历史，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经过此点。 ”〔1〕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也有自己的“中心点”， 其时间坐标是1860年。通过这一时间坐标与一系列历史事件，一个立意进行变革的政治集团，一个推行变革的领导机构，一个动员变革的纲领口号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上，构成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基本环节。 一、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形成 在中国和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从观念传播到现实的行动，其基本前提是“具有现代取向的权力精英取得领导地位”（富田健一语）。究其缘由，乃在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发生是在缺乏产生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下，为着民族利益和命运而被迫进行的选择。于是，逻辑的也是现实的情况就是：首先，在大多数人还不能用世界眼光看待自己历史处境的情况下，它只可能是那些对民族命运承担责任的上层社会的自觉；其次，在整个社会远未自觉的情况下，它只能是由社会上层强迫整个民族接受的现代化拯救；再次，在传统力量空前强大的情况下，它必须依赖现代化权力精英以有力的人为干预的方式强行输入与扶持；最后，在现代性因素缺乏积累，民间社会力量微弱分散的情况下，它只能是由具有现代取向的政治领导来承担启动者和主要推进者的角色。 “政治现代化中的领导通常可能来自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就在在任的传统领导本身。”〔2〕然而，如果没有外来的触动， 传统社会自身是无法产生现代化精英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因而含结着严峻的历史矛盾和深沉的历史悲哀。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过程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具有特殊意义。当战胜者在帝国首都的古老城墙上架上“夷炮”，“悬起彼国五色旗帜”时，中国官僚士大夫的震动是空前的：“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毗裂。”〔3〕创巨痛深之际， 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发生观念与政治行为的现代性转型。 在晚清帝国中央，首先从传统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是奕集团。 奕集团形成的契机是“庚申之变”后由奕主持的“督办和局”的活动。咸丰帝留奕在北京经营“夷务”的本意是想用奕来搪塞英法侵略者，达到“暂缓一步”的目的，同时使奕象其岳父桂良那样，陷入与外人协商而被谴责的难堪境地。殊不知这一安排恰恰为长期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奕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难得机会。正是通过“督办和局”，奕不仅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友善关系，而且将留守北京的文武官员集合于周围，形成以他为领袖的政治集团。在这一集团中，有受到肃顺集团排斥打击的周祖培、翁心存等滞留北京的部院大臣，更有与其政见一致的文华大学士桂良，吏部右侍郎文祥，满汉大员沈兆霖、宝鋆等人。他们和奕一样，在与西方人的周旋交际中，传统的观念和视野发生改变。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战前积极主战，《北京条约》签订后，言论为之一变，认为西人“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4〕。 李慈铭也说：西人“长驱入都”，“中国溃丧，不复能师”。“使意在土地，则燕蓟既在掌中，当早有变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请期，惟和是议”〔5〕， 可见别无他意。奕最得力的助手文祥思想走得更远。《清史稿·文祥传》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话：“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比照中国国情，文祥指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感慨，“义可采取”则蕴含着变革的意向。 奕集团主要成员的政治倾向使这一集团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别具时代意味。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宫廷政治不止一次出现利益集团的对立和抗争，但所有这些对立和斗争都不具备新的时代内容，一个利益集团崩解了，另一个利益集团起而代之，王朝政治依然如旧，即使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之争也不过体现了传统社会的复兴或振兴，而复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奕集团的崛起，突破了以往利益集团此消彼长的循环格局，显示了由传统统治者向现代化推进者转化的倾向，由这样一批人主持中央大政，自上而下推行现代性变革，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关键所在。 历史还惠赐了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发生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的全过程充斥着宫廷阴谋与统治者权力再分配的欲望，但是，它的文化本质是新兴政治集团对顽固守旧力量的胜利。政变成功后，奕荣膺议政王大臣并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门的实权。他乘机对军机处大改组，将原有人员除文祥外全部罢黜，代之以奕集团成员，从而全面控制了中枢权力。虽然在体制上清廷的最高权力握于太后之手，但此时的慈禧“不便明揽大权”，尚处于“事事小心，以得政治学术之经验”的阶段〔6〕。 奕实际上总揽外廷内朝军政大权，大凡军国要政，“凡事由（恭）亲王作主”。何刚德的《客座偶谈》记载说：“两宫初政，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出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不可掩者也。”一语道破了当时名曰：“垂帘”，实权归于议政王奕的历史事实。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以现代化推进者主持中央大计为先决条件，奕集团的兴起与“辛酉政变”的发生，便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奕集团通过亲王辅政实现对中枢权力的基本控制同时，在地方，具有现代取向的权力精英通过地方分权系统实现了力量的扩张。 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是晚清政治的一大变局，其发端不能不追溯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1860年）清江南大营的第二次溃败。 江南大营溃败之前，清王朝为了对付捻军、太平军以及进逼京畿的英法联军，倾其军事力量所有，再无可调之兵。在“津沽防守吃重”、捻军进逼河南的军事形势下，太平军“围韩救赵”，解除了天京之围，造成江南大营的第二次兵溃。接着，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苏、浙，在不足五十天内连克十余州县。 江南大营的破灭，使清廷失去了可依恃的绿营重兵，而满族亲贵所统率的其它嫡系部队或被牵制于京畿、淮河战场，或因受到重创而丧失战斗力，无法抽调到江浙战场上制止太平军的攻势。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接受肃顺的推荐，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兵勇径赴苏州，以保全东南大局，由此短暂地挽救了帝国的命运，也造就了日益壮大的地方分权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