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中国败于日本，对中国知识分子震动很大，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化进行了反思，感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的近代化不足以救中国，遂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以“变政”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在戊戌时期的先进思想家中，严复既有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因而他的改革思想能够博采中西，从多方面对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独具特色的分析。 （一）洋务运动近代化与专制制度的制约 中国的近代化，从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已历时30年，在抗御外侮、收回利权、培养人才方面虽不无成绩，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积贫积弱之势。而近代化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却在这30年间突飞猛进，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一成一败，原因何在？ 严复考察了以引进西方利器、建立近代工业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后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中国开始仿行西法，创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兴办了新式海陆军，建立了新式学堂，派遣了留学生，等等。这些新政措施都是西方的“至美之制”和“富强之基”，然而用于中国却“迁地弗良”，未能收独立富强之实效。原因在于，汽机兵轮、天算格致等只是“形下之粗迹”，洋务派虽将之引进中国，但由于缺乏适合新型生产力和新式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这些西方利器在中国不能起到抵御外侮、起衰振弱的作用，而只是“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并没有把握西方近代化的“命脉之所在”[①]。严复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分清“标”和“本”，摆正标与本的关系。他指出，近代化有标有本，“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偏重于物质层面的改造；“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注意于制度与思想层面的改造。两者关系如何？“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②]。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存亡之秋，应先治标，否则国将不存，无以立本；而当没有亡国的直接威胁时，则应以治本为重，否则标无基础，也难致富强。严复指出，洋务运动之所以不成功，问题出在其指导思想，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③]。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认为不同质的事物可以各取所长，加以拚接，构成一种兼具双方优点的新事物，而不管它们是否具备接受或同化异质事物的基础。严复批判了这种观点，强调体用的一致性。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强行拚接，只能产生一种非牛非马的怪物[④]。 如何治本？严复认为，必须实行变政，即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以民主取代专制。他指出，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皇帝，都将国家看作私产，竭天下之财富以满足一己私欲，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做法违背了民立君的本意。民所以立君，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相欺相夺的现象，使人民不能正常地生产和生活，人们便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选择“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以协调处理公共事物。因此，“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通国之公仆隶也”。然而历代帝王非但不能兴利除害，反而是社会上的“尤强梗者”，“最能欺夺者”，失去了为君的资格，成为窃国大盗，理应废之。他认为，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实行民主政体。中国也必须“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建立起三权分立，君与民同受宪法之治的君主立宪政体，才能够兴教化、尽地力、兴商务、辟道路，收到近代化的实效。但严复又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专制精神不但是统治阶级公开的意识形态，而且浸润于国民性之中，成为专制的精神基础，历代帝王之所以能够窃民之国，与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毒害不无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是维护君主专制最好的思想武器。历代帝王看准了这一点，强行以之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人心，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由于人为地泯灭竞争，扼杀了学术的进步；其二，由于思想被钳制，造成了盲从、虚伪、作假、无耻的国民劣根性和民力、民智、民德的卑下[⑤]。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鼓吹变政者有倡无和，而且即使建立起立宪民主政体，也是有名无实，摆脱不了专制的阴影。因此，严复认为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彻底改造中国人民的素质，造就出具有强健体魄、近代思想和近代道德的新型国民，实现人的近代化，才能为工业化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以近代思想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素质 如何实现人的近代化？严复认为关键在于“开民智”与“新民德”，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严复指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专制思想、人治思想和儒家义利观严重地阻碍着中国人接受新思想和新制度，必须以西方近代思想加以改造。为此从1895年至1909年，他以主要精力从事翻译工作，译出了西方近代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逻辑学的代表著作，比较完整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有所谓八大译著，即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些著作介绍了构成西方近代思想的要素——科学理性精神、民主观念、法制思想和劳动价值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