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894年爆发的、深刻影响中日两国发展和关系的甲午战争，两国学者从各种角度做过许多探讨。笔者深感此次战争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试图做些初步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叶正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体系向帝国主义体系转化时期，殖民和掠夺已初步完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殖民和掠夺的成果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重新分配。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甘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获得的丰厚成果，总是想一体均沾，分享一点。这就必然加剧列强间的勾心斗角。为了在重新分配的天平上加重砝码，各国都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伺机一战。 日本自1853年被强制开国以后，表现出与清朝政府完全不同的态度，积极向西方学习。明治维新以后更是极力提倡西化，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列强奉行的弱肉强食理论。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十分关注世界各国的动向，政府亦多次派大型使节团出访，外交活动频繁，这就使得当时的日本朝野比较迅速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世界新格局，因而不愿放弃寻找机会，分享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既得利益。日本国内的征韩论、征台论和大陆政策一直在滋生蔓延，国权论甚嚣尘上。 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从民权论转向国权论，写了《脱亚论》，大肆鼓吹对外扩张，说：“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1885年10月，一部颇有影响的小说《佳人之奇遇》出版了，作者柴四郎写道：“当今燃眉之急是，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权”。福泽谕吉还在1884年构想了一幅中国分割图，认为中国将同波兰一样被列强瓜分。1898年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几乎没有超出福泽的预料。 国权主义的抬头和对清朝前途的看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中法战争和朝鲜甲申政变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1885年前后，日本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洋务运动的成就和北洋舰队的威力，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正因如此，扩充军备成为日本的首要任务。1885年3月，日本聘请德国梅克尔少校为陆军大学教官。在他任职三年间，确立了军令机关独立出来的德国式军制。日本还把清朝作为假想敌国，1886年5月开始建设吴和佐世保两地作为军港，并规定吴为大陆作战的后方基地，佐世保为“最枢要之地”，把佐世保“扩大到专供出师准备之规模”，以准备对清朝战争，从而加快向帝国主义的转化。 日本扩军备战的一个借口是甲午战争的急先锋、曾任参谋本部部长和首相的山县有朋所提出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1890年3月，他在首相任上向阁僚们传阅了他的意见书《外交政略论》，其中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并指出如果它国侵入利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而朝鲜当时是中国的保护国，他虽主张联络清朝共同保护朝鲜，但清朝并未接受这种理论。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积极鼓吹对外侵略的青木外相也抛出了《东亚列国之权衡》的意见书，强调俄国远东政策带来的朝鲜危机，极力主张日中两国结盟把俄国赶出西伯利亚，把朝鲜、满洲及勒拿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并入日本。这更加暴露了日本想借国际局势的变动侵吞东亚邻国的野心。 正当日本在弱肉强食理论指导下迈向扩张侵略道路的时候，清政府却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虽然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取得了一定成果，北洋舰队成为超越美国的第四大海军力量，郑观应等人也发出了“盛世危言”的呼声，但是老大帝国的腐朽本质暴露无遗。日本在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清朝陆海军，倒不如说是列强的干涉。 二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问题。从表面上看，朝鲜是清朝的保护国，与清同样的腐败落后，不能跟上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潮流，被日本的征韩论者视为顽冥不化的保守国家，因而福泽谕吉等人极力扶植所谓的开化派，大久保等人也时常鼓噪着征韩。1894年日本总算找到借口直接派兵朝鲜，并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鼓动下迅速挑起中日战争。但从实质上看，日本发动的并不是福泽谕吉叫嚣的“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是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战争，是奉行弱肉强食这种强盗逻辑的结果。清朝在“保护”的名义下尚无吞并朝鲜之意，日本则在“开化”的幌子下企图达到“失之西隅，补之东邻”的目的。 朝鲜问题成为热点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决定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这标志俄国向东亚渗透的威胁越来越大。俄国蚕食土地的胃口是清朝和日本所深知的，一旦铁路修通，列强在东亚的争夺将更激烈，中、朝、日三国所受的压力将更大。故此，在1890年前后，日本政界许多人提出了日中联合抗俄的设想。但由于两国在朝鲜改革问题上的分歧，日本参谋本部还是选择了以中为敌的既定方针，借甲午战争把清朝势力赶出朝鲜，并通过严重削弱清朝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的不平等条约来充实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