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域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与深刻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紧密相连，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特点之一。发生于19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战争，与近代史上发生的其他中外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中国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另一方面，给中国思想界以新的刺激，从而使其面貌发生种种变化。本文不拟就中法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全面分析，而仅就这场战争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略加论述，错谬之处，敬请指教。 一 中法战争对近代思想界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客观上刺激了开眼看世界及向西方学习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发展。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落后、封建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推上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舞台。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以及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决定了中国要想摆脱挨打受欺、贫穷落后的状况，就必须正视现实，承认差距，面向世界，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必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先进士大夫，顺乎时代之需要，以极大的历史主动性自觉承担了这种历史使命，相继编译出版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一批关于外部世界的书籍，率先放眼世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给封闭、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将保守顽固、颟顸愚昧的士大夫视野从天朝上国引向域外的大千世界，从而开创了“开眼”、“师夷”的社会风气。魏源将自己编辑《海国图志》一书称为“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这决非骄傲自夸，而是真实的历史贡献。对此，近代著名政论家王韬曾有过公允的评价，他说：“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①a]然而，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并非坦途，而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曲折之路。在鸦片战争中，尽管英国远征军用先进的洋枪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打破了天朝帝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使一批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爱国官僚和知识分子幡然猛醒，开始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可是，以道光帝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清军的失利、对手的强悍曾使他们感到震惊，但鸦片战争后的虚假和平又使他们昏昏睡去，其盲目自大、自我陶醉，依然如故。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猛烈冲击下，发起了洋务运动，将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主张付诸实施，从而使中国步入了军事近代化的轨道。与此同时，在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西学获得了广泛传播。中国的门户也进一步开放。尽管如此，到中法战争前，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愚昧无知、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依旧浓重。不用说维新人士在当时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且屡遭攻击，即便是打着求强求富旗号的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且拥有大权的洋务派官僚，也时遭谩骂。每一项新政的推行，都引来一片斥责和反对之声。从60年代开设算学馆之争，到70年代吴淞铁路筑而复毁，在在都显示了守旧势力的不可小视和低估。当时，谁要是公开讲西学，谈洋务，便会遭到守旧分子不遗余力的攻击。近代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中法战争前，郭氏是谈洋务、讲西学的著名士大夫，但他也因之而备受攻击。他于1876年在自己的日记中曾感慨地写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洋情，不乐，诟毁之。然则士大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人皆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①b]他在出使西欧期间所写的《使西纪程》一书，因为实事求是地讲了一些西洋的好处，便被认为是“惊世异俗之议论”，受到顽固派的大肆攻击，终遭被禁毁版的厄运。总之，长期闭关所形成的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观念并没因国门的洞开而得以立即消泯，而仍象不散的幽灵一样盘桓于官场士林，缠绕于许许多多士大夫的头脑之中，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最隐形、最强大的羁绊和障碍。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正如人们所言：“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②b]但是，中法战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梁启超说：“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③b]汤震也有类似的记述：“昔以西学为集矢之的，今则以西学为炫奇之媒，昔以西学为徒隶之事，今则以西学为仕宦之挚矣！”[④b]甚至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思想变化也与这场战争有关：“洎甲申马江一役，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宗旨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⑤b]总之，以这场战争为契机，西学洋务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尽管官场士林依然弥漫着保守的气氛，但是对了解外国、学习西方持肯定态度的人开始日渐增多。 二 在中法战争的刺激下，洋务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即由60年代创办军工企业以求强、70年代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发展到中法战后以大治水师、编练海军、巩固海防为主要内容的阶段。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中法战前，已轰轰烈烈、沸沸扬扬地进行了二十余年，由初期的求强进入了求富阶段。中法之战，可以说是对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一次检验。在中法之战中，清军在陆战中取得胜利，在海战中则惨遭败北，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南洋水师也大受其损，这个结局给清廷以及许多洋务派官僚震动很大。这场战争，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而且，也暴露出洋务运动的诸多弊端。但是，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仅仅是从军事方面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海上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海军建设不够，因此决定今后要大办水师。正如1885年6月清廷发布的上谕所言：“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强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毙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①c]该上谕发布后，洋务派要员李鸿章随即表示拥护，并建议成立海军部或海军衙门。同年10月，海军衙门正式成立，清廷任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规定由李鸿章“专司其事”，实际主持一切衙门事务。此后，在这个机构主持下，清政府花了上千万两巨款，从国外购买了许多军舰大炮，并建成旅顺威海卫军港，聘清外国军官，帮助操练士兵。这样，到1888年，正式建立了庞大的北洋海军。至此，洋务运动发展到了顶峰。清政府筹建海军、重整海防的举措，也得到了舆论的有力配合，其中以曾纪泽的言论最富有代表性。1887年，清政府驻西欧公使曾纪泽在即将离任归国时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发表于伦敦的《亚洲季刊》上，“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影响很大。该文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南京条约》的签订及五口通商的实行，“此事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竟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潜伊犁，法国之吞东京，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②c]特别是“庚申一炬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③c]曾氏认为，现在中国正在全力整顿海防，创立坚固而实在得力的战舰，创立水军陆军，积极办理外交等诸项事业，这是中国开始觉醒的反映。曾纪泽的这些言论，虽然没有超出洋务思想的范围，正如何启所言：“曾侯中国论谓中国昔睡而今醒，举其购战舰、筑炮台、保藩邻、防外侮等事，凡所谓外攘夷狄者言之历历，而于任贤能、黜浮伪、核名实、洽君民各节，凡所谓内修政治者则略而不详。”[④c]尽管曾氏的言论还未有质变，但其思想侧重点已与以往有所不同，因此，这篇文章的出台，表明在中法战争的刺激下，伴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洋务思想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