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在西方列强的保护下，基督教重新传入中国。此后不断引发民教冲突，层见迭出的教案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和其它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严复对教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1890年山东教案，1897年山东教案，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及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后，严复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翻译《支那教案论》并附加按语，撰写《论南昌教案》及《续论教案》《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等长文。此外，在其译著按语，信函及演讲中，也多处论及教案。与同时代人相比，严复的观点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拟就严复的教案观作一初步探索。 一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基督教进入中国，并逐渐渗透到内地，影响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无论是中国百姓，还是官僚绅士，对基督教的理解都极为有限。如官僚张力臣认为，“天主”二字，“流传实自东土”；〔（1）〕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陈炽也认为“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系墨翟之转音，其教完全来自墨子或“释氏绪余。”〔（2）〕这种牵强附会的中西比附，与其说是知识的缺乏，不如说是天朝上国文化心态的显露。严复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对中西学的看法与国内传统知识分子正好相反。留学英国时，他就反驳过张力臣的观点，“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3）〕留学英伦为严复观察了解西方社会提供了的条件，他对基督教的了解认识比国内人士要准确深刻的多。他不仅对基督教的背景常识了如指掌，而且对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有所探讨。 1.对基督教社会影响的考察。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人士大多宣传西政西学与西教无关，严复则认识到基督教对西方伦理治化、学术教育具有重大影响，在他的论著中，严复多处对中世纪基督教会阻碍言论自由学术进步，迫害异端，以及宗教迷信狂热导致各教派之间的冲突，直至引发战争，产生严重的社会灾难等消极影响进行揭露批判。与此同时，他对新教对西方伦理教化的积极影响极为赞赏，并就有关方面同中国进行了对比。如在培养民众道德观念方面，严复认为基督教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方法是对教民“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上自王侯将相，下至贫民百姓，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4）〕这样提高了教徒们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相互信任感也与基督教有关。“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5）〕以此为基础，社会群体就能做到上下一心，“赴公战如私仇”。反观中国，则没有类似西方的一神教使民众普遍受到道德教育。孝道为中国之“真教”，其影响如何呢？“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教之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6）〕由此可见，严复认为中国的孝道不仅未能象基督教那样起到积极维世之效，反而滋生了负面效果。又如对待怨仇的态度，“西之教，曰爱仇，曰宥人之罪，祈天宥我。”〔（7）〕教徒们接受了这样的训戒，在现实生活中重改过宥罪，息事宁人。而在中国，“衅之既生，衔恨次于骨髓，迁怒及其亲戚，寻仇延乎子孙，”〔（8）〕缺乏豁达恺悌之风。就禁止一般人为恶的效果而言，东西方也有明显差异。“西国之言神谴也，不存于形体而受以灵魂，夫天道浩渺难言，形体或列征而不信，灵魂则以无尽而莫逃。”〔（9）〕由此对教徒的行为能起到约束作用。中国古代自宋元以降，对天誓盟即无作用，“又中国之言天罚也，也就其身与子孙而征之。〔（10）〕又往往得不到验证，所以对人的行为起不到约束作用。 由上述可知，严复在考察基督教的社会影响时，对基督教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影响的差异已有明确认识，这一认识在国内居领先地位，他是“了解基督教传统与18、19世纪欧洲基督教异端思想之间的冲突的首批中国人之一。”〔（11）〕经过深入研究分析，严复还认识到新教之中包含着平等，自由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发现说明严复对基督教的观察认识已有了相当的深度，这是当时其它维新人士难以企及的。至于他就宗教对伦理治化的影响所作的中西对比，在近代乃系首创，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2.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态度 通过对基督教社会影响的考察，严复意识到“不愧屋漏，诚其意而毋自欺”这些在中国属“大人之学”的德行，西方妇孺就能做到，不仅证明“其说之无邪”，而且足以令中国士大夫汗颜。严复一向服膺的斯宾塞又说过：“宗教可扶民性之偏”，这些都影响了严复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态度，严复至少在理论上如何对待基督教明显与众不同。一般士大夫担心“以夷变夏”，反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而严复则希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民众实施道德教育，对基督教将可能在中国发挥积极影响持乐观态度，“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12）〕严复的主观愿望乃是基于理论上的推论，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严复深知宗教神权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当时外来教会势力并不是单纯的宗教，而是一股有武力作后盾的侵略势力，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驾驭来华传教士。所以，他主张有条件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其一，传教活动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监督和政府的管辖。他以各国驱逐耶稣会为例说明，反对放任宗教自由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准则。对当时教会势力干涉词讼，袒护教徒，为所欲为等不法行径给予了揭露与抨击。〔（13）〕其二，传教要遵循信仰自由的原则。“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14）〕他认为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最不幸者为传教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15）〕可见严复反对强行推行西方宗教。其三，传教活动不能带有文化征服的性质。包括一些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礼俗而又傲慢自在，“见吾人行事，辄以甚浅甚下之意求之，不审端由，便思补救”，〔（16）〕有文化征服的意向和消灭中国文化的企图。严复极力反对这种倾向，这对维护民族尊严，保护传统文化都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严复与其它知识分子没有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