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晚清统治集团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不论是在物质建设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都进行了初期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出现了许多为以往的历史活动所未能提供的新鲜东西。提倡学习“西学”、培养实用人才的新式教育，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鲜事物之一。 洋务派对新式教育的重视与提倡 洋务运动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在半殖地社会条件下借西法求富强的活动，客观上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随着对外交涉的扩大和军事、民用工业的开办，陆军的变革和海军的创建，洋务派对新式人才的渴望与需求日益增强，对创办新式教育的认识与积极性日见增高。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一些思想家就敏锐的感受到这一点。冯桂芬在《校豳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指出：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倡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其后，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均在他们的著述中反复宣传西学，陈述创办学校培育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洋务派官员则从实践中感到“时事孔亟，首重人才”[①]。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内明确指出：洋务诸项事务中“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②]。船政大臣黎兆棠认为“有西学而后有人才”，倡言设立新式学堂。他认为：“洋人制造确有精理，不从学堂出者只能步其后尘，不能独出奇异，则西学馆之设自不可少”。他说：“方今时势为古今一大变局，泰西创设机器以来，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自立。而机器之用，具有至理，必须考究于平日，若临时猝办，即无及矣。故当今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③]。 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为培养新式人才创造条件。1861年，恭亲王奕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上海、广州同文馆先后设立。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矿业、交通、通讯等相继开办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翻译西学和派遣留学生也继起发展。其间，虽然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然而他们坚持办学不缀。 洋务派为什么把兴办新式教育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期望新式教育对洋务运动乃至当时中国发挥哪些作用呢？概而言之，是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洋务派为了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得不对其进行揭露和抨击；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气力研究和宣传西学；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创办新式教育，为洋务运动培养和储备人才。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为培养和选拔官吏而长期维持的教育考试制度。它以儒家封建思想文化为教育考试的中心内容，以作八股文、试帖诗等为考试方式，以考中授以高官厚禄为诱饵，驱使天下士子将一生有限的精力损耗其中。在这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禁锢，眼界狭小，能力低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除致力钻营官场谋取一官半职外，对国计民生与人情风俗很少知晓，对自然科学更不屑一顾。用这种知识和能力构筑的官僚队伍和知识阶层显然既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也不适应创办大机器工业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需要。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急需大批适应它发展的新式人才，科举制度则造成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对此，洋务派深有感触，在多种场合乃至公开的奏疏中揭露和指斥科举之弊，建议朝廷进行变革。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中揭露到：科举“鹜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于无用之地”。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则指出：列强“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求练达兵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觏”，原因在于科举制度使人“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因而发现“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的慨叹。他告诫清廷，“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为此，他建议：“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凡有洋务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教育、培养人才。如学有成效，可授“与正途出身无异”的实缺[④]。当时，这些建议虽然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并长期没有得到实行，然而它却揭示了陈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与发展近代化事业的尖锐矛盾，说明改革教育、创办新学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成为中国能否进步的关键。 在揭露和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洋务派与一些开明士绅公开倡言学习西学，极力为西学的传播争一席之地。他们通过洋务实践，逐步加深了对西学的认识，深感不学西学无以富强。李鸿章曾对比中西明确指出：“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於华学者”[⑤]。他在奏设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借阐述学习外语之机发挥说：“彼西人擅长者，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列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并将培养这种人才作为“绥靖边陲之原本”[⑥]。奕也对此深信不疑，强调对西学“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⑦]。他们将学习西学称作实现自强之道、之原，其认识已明显高于鸦片战争时期。首先是由单纯提倡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船炮制造等技艺发展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诸多学科，还包括了世界地理、历史、国际法乃至商业、贸易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开始逐步认识到西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作用，不仅将其由技艺上升到为学的地位，而且已将其与中学并列，其实质在于认为西学在诸多方面高于中学。有的甚至提出“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的命题[⑧]。不过，在当时条件下，洋务派还只是主张在不触动中学原有地位的前提下引进西学。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为后人所总结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