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学术问题讨论 前些年，史学界曾就洋务思潮的属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最近，周辉湘同志又在《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上发表《论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蕴义》一文，从爱国主义视野对洋务思潮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有益探讨，读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洋务思潮界定为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敢苟同。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在近代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会遇到一些很难解答的题目：明明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行动，似乎又有悖于爱国主义的原则。这当中涉及到爱国与进步、保守的关系问题，很有必要首先逐一剖析，以利于认识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规律。 爱国主义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反映。在一个时代大转变的前后，亦即古代与近代交替之际，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生，必然有一个与旧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共存的时期，反映在爱国主义领域，就是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共存的重叠现象。对君主的无限忠诚和对传统文化的眷眷深情，使鸦片战争后以“师夷”为时代标志的爱国思想具备了古典与近代的双重性格，更使其后的爱国思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互相重合、同时并存的矛盾现象。在古代向近代转变开始时，古典爱国主义仍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近代爱国主义只能占次要地位。随着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近代爱国主义日趋成熟，古典爱国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近代爱国主义。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古典爱国主义不可能立即消失，有一个缓慢的嬗变期。在嬗变没有完成之前，在一定条件下，仍会有非常强烈的表现。 两种爱国主义的交织重合现象，乃是近代史上研讨爱国主义问题时所碰到的一切矛盾之源。在古代，由于爱国标准的单一性，侧重点不同的爱国主义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保君、保国、保族、保教，多元一体。在近代，世殊情移，不同侧重点的爱国主义往往势同冰炭。侧重于保文化和保国家（清朝）的爱国主义常常结合在一起；保民族则以攻击传统文化为肇端，以学习西方为手段，以推翻旧国家、封建君主为目的，表现为保民族与保君、保国、保教的对立。由于爱国途径和标准的不同，人们对爱国行为的理解难免会出现偏差。曾国藩举办团练，组织湘军，挺身纾难，是标准的古典爱国主义者，但身后却留下了民族罪人的千古骂名；孙中山等革命派以驱逐鞑虏，振兴中华为己任，表现出爱国救亡的高度热情，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推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步运动，但似乎很难说是一场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当然是爱国运动，但还不能说是进步运动。在这杂乱纷繁的历史现象中，近代爱国主义的蕴义何在？ 诚然，任何历史人物，没有谁是天生的卖国贼；任何历史行为，也没有一开始就以卖国的初衷出现的。这当中就牵涉到人们对爱国途径的理解与选择的具体问题。以此为基点，形成了进步与保守、近代爱国主义与古典爱国主义的历史分野。在近代史上，守旧与革新、封闭与开放的反复较量，不存在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体现着新旧两种爱国观念的激烈抗争。一切守旧者、顽固派，最初都死抱古典爱国主义的传统；他们忠君，也同样有着反侵略的要求；但他们以为传统文化海涵地载，沃日吞天，自来夷变于夏，未有夏变于夷者，所以他们照袭清初老谱，封关禁海，凡是外国的东西都一概排斥，以为只有这样才显出我中华之伟大。其结果，在一次次失败面前，都归于屈辱投降的道路。他们所谓的“爱国”，就与误国卖国的结果纠结在一起。而一切革新派，他们都有着冲破传统的勇气，有着见贤思齐、向西方学习的胸襟胆识，有着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所以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展示了古老爱国传统的时代风采。因此，近代爱国主义都紧紧地与社会进步结合在一起。尽管爱国与进步不是同义，爱国不等于进步，进步也不等于爱国，但两者必须结合一起，要爱国就必须进步，要进步就必须爱国；一切清醒的、有远见的近代爱国主义者，就一定是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进步的统一体的负载者。反对帝国主义，走向民族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走向民主主义，争取国家富强与推动社会进步相辅相成，这就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蕴义所在。 二 无可讳言，洋务派作为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情感，并对国家、民族有一种责任感。因此，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付外国的侵略，“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①]。即使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前，其御侮的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曾国藩就曾说过，当时太平军在水面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他所担忧的是洋人随时可能“兵端立开”，为避免“临渴掘井”，所以他们“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②]。特别是随着外国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和边防危机日益加剧，洋务派更把精力放在御侮方面，一再强调“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③]。由此可见，洋务派的思想中带有一定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倾向。 但是，从主要方面看，洋务运动打出的“学习西方”的旗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性质，就对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是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救亡自强运动。他们代表地主阶级和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剿发逆”、“勤远略”，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所谓“御侮”、“示威”，不过是“安内”的附属效果。洋务派强调“内患除则外侮自泥”[④]，咸丰皇帝专门发布上谕说：“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曾国藩说这是“安内攘外之至意”[⑤]。因此，他们的爱国情感，充其量不过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延伸，带有浓厚的古典性和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