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初，在太平天国革命浪潮影响下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从经济、政治上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利益，摧毁了清政府在上海的封建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本文对此作了论述。 19世纪50年代初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各地广大的劳动人民纷纷起义响应，从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清革命浪潮。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以刘丽川为首的上海小刀会于1853年9月7日发动了武装起义。 一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三小时内迅速取得胜利，占领了上海县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接着，又立即组织了政权，推举刘丽川为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同时发布安民告示，很快恢复了县城的社会秩序。为了扩大和巩固革命政权，又派兵先后攻占了宝山、南汇、川沙和青浦四县，再加上9月5日被起义军攻占的嘉定县，到9月17日在12天中共有6个县城被起义军占领。这就给予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和清朝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上海小刀会起义阻断了从上海通往整个长江流域及江浙一带的路径，不仅使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进口的商品，特别是棉制品都滞留在上海，堆积在商人的仓库里销不出去，而且使他们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从上海出口的数量也大大减少。这就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华的商业掠夺。所以《北华捷报》称：“自上海县城为三合会党徒（指上海小刀会）占领以来，商业陷于停顿。”〔（1）〕马克思在论《贸易与条约》一文中引用英国对华贸易在1853年和1854年逐年猛跌，这与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分不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革命大概将给大不列颠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一个致命的影响。”〔（2）〕从英国对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来看，更可以说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受到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沉重打击。以进口贸易而论，1853年英国输入上海的贸易额为3900000元，1854年为1100100元，减少72%。就出口贸易而论，1853年由上海输往英国的贸易额为1330万元，1854年为1170万元，减少12%。可见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不仅英国对上海的进口贸易猛烈下跌，而且使上海的出口贸易也大大减少。关于以丝、茶为主的出口贸易还可以更具体地看出：据统计，从1849年到1853年，经由上海出口的生丝数量一直是逐年上升的，1853年达到58319包，但到1854年却下降为54233包，减少7%。从1844年到1853年，经由上海出口茶叶数量也是年年上升的，1853年达到69431千磅，但1854年却下降到50344千磅，减少27.5%。同时，上海小刀会起义也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鸦片贸易。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上海怡和洋行就因鸦片滞销而叫苦，它在向香港怡和洋行的报告中说：“最近我们有一个非常呆滞的鸦片市场，卖货实属困难。”〔（3）〕“虽然价钱这样便宜，但仍然没有人买。”〔（4）〕 上海小刀会起义不仅在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华的掠夺性贸易，而且也打击了他们在华的政治特权。刘丽川在1853年10月16日致英、美、法、葡、普及汉堡等各国领事的信中宣布：“本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矣。”〔（5）〕明显地表示了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华政治特权的否定。上海道台吴健彰是广州“十三行”商人，五口开放后，他到上海来充当了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1848年，在外国侵略者支持下出任上海道台，成为他们在上海的政治代理人。起义军活捉了吴健彰，使外国侵略者失去了在上海进行经济侵略的政治工具。正因为这样，美国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把他营救出去。 上海是我国东南一带的主要海口和经济中心。上海及江浙等地的赋税是清政府的重要收入，清政府赖以维持生活的江浙两省的漕粮，每年都是从上海出口海运北京的。所以上海成为清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命脉。另外，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企图利用上海依靠江浙经济资源提供军饷和补充战争物资的基地，来支持围困南京的清军“江南大营”。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就是“江南大营”军饷的主要来源。因此，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后，清政府大为震动，慌忙从“江南大营”中抽调一部分清军，由江苏巡抚许乃钊和按察使吉尔杭阿率领前往上海及其附近地区进行镇压，力图保护这一重要的经济命脉。从清政府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极端重视，可以看出上海小刀会起义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不仅摧毁了清政府在上海的封建统治，而且粉碎了清政府利用上海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接济“江南大营”军饷和补充战争物资的基地的计划。 由于上海小刀会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因而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凶暴干涉。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保持上海这个侵华的前哨基地，维护在华的既得权益，并企图掠夺更多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侵略中国，于是积极帮助清政府穷凶极恶地绞杀上海小刀会起义。 二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绞杀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罪恶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占领县城到1854年4月4日“泥城之战”为第一阶段；从“泥城之战”到1855年2月17日上海小刀会突围失败为第二阶段。 在起义初期，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表面上宣布所谓“保持中立”但实际上袒护清军，而对起义军进行破坏活动。就在上海小刀会攻占县城的那一天，即9月7日，住在上海老北门的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和美国公使马沙利，为了营救被起义军所俘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入城向刘丽川进行了各种欺骗性的说服工作。第三天，美国侵略分子霍尔和史密斯在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的授意下，将吴健彰乔装带出县城到美国领事馆，然后逃走。以至使吴健彰能够在一个月之后又从外地调兵回到上海来镇压起义军。吴健彰有一船枪械弹药，在上海小刀会占领县城后，已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但却被美国侵略者运走，又移交给吴健彰使用。同时美国侵略者还帮助清军训练如何设置炮台的人员，以便于清军更有效地进攻起义军。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威妥玛和英舰“恩康脱”号司令奥加拉汉为了使清军方面对起义军在战略上的围攻，曾帮助吴健彰与法国代理领事爱棠交涉，要求拆毁洋泾浜桥。法国代理领事爱棠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在小东门执住二名法国传道师，借口这是“侮辱法国国家的行为”而致函刘丽川，用威胁口气严词索人，并无理要求将该管门人送到法国领事馆受笞五十，否则就要炮轰上海县城。他还一再抗议所谓上海小刀会作战时有流弹飞入法租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曾与英国领事阿利国倡议清军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谈判，企图通过谈判诱骗起义军离开上海县城。英、美、法三国以“保卫租界”为名，共同组成军事锁链，阻碍起义军作战。从这些事实中明显地暴露了英、美、法等国是非常仇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他们用种种借口来限制起义军的活动，阻碍起义军作战，而便利于清军对起义军的围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