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于上海，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1889年由英美在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接办，是一份集新闻报道、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的综合性刊物。该刊在其存在的40余年时间里，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对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已进行了评述。但对于该刊倡导和宣传教育改革，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学术界却谈论得甚少。笔者拟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时期，有关变革的各种言论应运而生，作为社会变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变革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万国公报》为适应这种变化，加强了对教育问题的报道和评价，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教育作为宣传重点。 一、重视对建立新型学校教育制度的宣传 在改革传统学校教育体系的同时，构建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是教育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万国公报》为此刊发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开启了国人的眼界。 1881年，《万国公报》在第13卷第650期上刊发了署名“探报万国者”的《论崇实学而收效》一文，指出“泰西各国，莫重于读书，有得教化之源。士有士之学，农有农之学，工有工之学，贾有贾之学，皆有至理存焉。非积学之士，不能窥其堂奥，各学皆有其用，岂容偏废哉。”[①]该文还介绍了西方学校教育的一些特点，即承担基础教育的学堂，凡省城、乡镇无处不设，不分男女，例必入学。故通国男女，皆可挥写诵读。待学有成就，可升入属高等教育范畴的大书院，以研究专门之学。作者强调，中国也应该尽快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1881年，《万国公报》发表了狄考文撰写的《振兴学校论新法》一文，提出学校事关变民风培国脉的大事，在着力办好各类学校的同时，对童蒙学和文会学尤应关注：（1）国家宜于各城乡普遍设立童蒙学馆，容纳所有适龄男女儿童入学，由当地人士共同参与管理。他认为，设童蒙学可缩短贫富差距，使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2）文会学总集天下学问之大要，以培养既具有一定学问，又有一定功名的知识分子为教育目标。应在一府或两三府设立一处。设立这类学校，应首先有合格的教习、先进的课程、完善的实验设备和图书。 1897年8月，《万国公报》发表李佳白撰写的《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提出在首善之区的京师创办总学堂，在总学堂内设立各种专门学堂，如政事律法学堂、格致学堂、矿学堂、工程学堂、农政学堂、医学堂、博文学堂等。就学者可根据才之所长，性之所近，入一专门学堂，各尽心力以学之。同时，在各专门学堂之外设一大学堂，其与专门学堂的区别在于专门学堂以培养通才为主，大学堂则致力于培养全才。总学堂的教学应完整严密，做到既使学生通晓西国语言，又使通其文义；既使学生能通算学格致之浅诣，又能得其深邃。 1898年8月，《万国公报》发表以广学会名义撰写的《速兴新学条例》，提出了收藏图书，创办学堂，改革科举，刊布新学知识，筹集办学经费，选派留学生等6项主张，其中不乏有益之见。如关于“选派留学”，主张每年由国家从学有所得之士中选100人，资送出洋，肄业于各国有名之大书院，以增才智，而广识见。又如，主张在每一府所在地和市镇各设学塾、书院，专以西文西学教人，使来学之士了解新学新知。但又强调，应从传教士中选取教师，以解决师资匮乏的矛盾。 1901年8月，《万国公报》发表美国人郭斐蔚撰写的《设学校以育人才论》一文，提出了设立四等学堂的主张。第一等为蒙养学堂，第二等为小学堂，第三等为中学堂，第四等为大学堂，均男女分设。为了办好这四等学堂，要求清政府拨给固定经费，并选派学务大员巡行督理。 1903年6月，《万国公报》发表林乐知的《重视教育说》一文，针对各地中学、小学至今未见施设，惟京师大学堂规模略具，而各省大学堂仅在筹办之中的状况，提出发展初等教育的设想。“宜由国家定主章程，按民数分区设塾，评定其派员管理之法，就地供给之例，及其所读之课程书，须行全国，一律遵守，能如是行之，则子弟之及步废学者，可罚之，而不得议其苛矣。初学既立，则中学大学不过扩而充之耳，有何难哉！”[②]在这里，林乐知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实行强制义务教育的意见。 上述构想虽然并不全面，有些还脱离了中国教育的实际，但已初步勾划出了近代中国新型学制的蓝图，为变革封建的学校教育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也适应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万国公报》能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始终关注这一问题，并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引导人们对之进行深入探讨，从各个侧面提出思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注意刊发倡导女子教育的文章 在倡导女子教育方面，《万国公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03年6月，《万国公报》刊登该刊主持人林乐知的《重视教育说》一文，指出“中国女学不讲，已废弃人民之半数”；中国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女人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此则尤有厚望于当国者也。”[③] 1905年9月，《万国公报》又发表林乐知的《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针对有人提出的中国的男子教育尚不能普及，何况于女子教育的说法，指出“男女等人耳，何分缓急，夫欧美女子，为农、为工、为商、为士、为官署之父案，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且有入红十字会者，皆亲历枪林炮雨之间，而伤兵病卒之治疗看护，为其专职，虽不与当兵之役，而已过半矣。其程（成）工何亚于男子？”。他断言“欲谋男子之教育普及，非先兴女学不可也。”[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