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播的文化意义在于：人类可以将某一时空下的文化信息变为一个群体、乃至全人类共有共享的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是各种方式的传播构成的历史，对此有一定自觉的性认识在中国是较晚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我们有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商品和文化信息。汉唐文化的雄健，的确同西域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有直接关系。我们还可以说，中国有自己的报纸作为传播载体，那就是封建社会官方的《邸报》，可以自豪地说当今报纸源于老祖宗的发明。事实上，不论是丝绸之路还是《邸报》，都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的报刊。因此，它们的传播效果与今日新闻传播不能同日而语，也只有新的传播方式才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大改革、大变动，带来了中国思想和观念的大解放。 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同鸦片战争的失败有密切关系。中国长期以封建帝国自居，并不把洋人看在眼里，当然也不把洋人的“奇技淫巧”看得了不起，但是帝国主义用大炮教训了中国人，一些先觉的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思考改革，改革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学西方”却是大家的共识。中国人学西方的途径除了直接到欧美留学考察之外，最引人的注目的是涌向日本。通过旅日来学西方，好处是明显的：路途近，所花费用少；中日同文同种，容易接近；更为主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推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思想上解放，经济上腾飞，追赶上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跃为东方唯一强国。中国人通过日本接近西方较为简易，张之洞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①]经过日本人效法检验过的西方经验，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消化。更引人发生浓厚兴趣的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现实就是中国人的榜样。这些情形，不仅是华人大量涌入日本的原因，也成为后来华人报纸在日本诞生、繁荣的契机。 研究二十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华文报刊对中国变革运动的意义是有双向目的的：这不仅是从文化传播角度考察近代史，也是从历史发展流变之中考察新闻传播的意义、作用和文化价值。 二 旅日华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百日维新失贩之后亡命日本的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还有革命家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更有大量留学生，据日本专家统计：“1899年曾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到1906年，有谓竞达一、二万名之多，……”[②]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有四川学务处创办的《四川学报》统计数字：截止到1905年中国在日留学人数为12337人，该数字不含“联队及振武学校学生约六百余人”和“未到使署报名及不用介绍之学堂各学生”[③]总之，数字之惊人，当时在世界留学史上也属罕见奇观。 据今研究，1900至1910年间，旅日华人在日本创办的报刊有三类：一是以译介为主的《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新译界》等；二是党派所办的报刊，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同盟会的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三是留学生所办的报刊，这类报刊总计约有四十种，而且多是以各省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创办的，如《江苏》、《河南》、《江西》、《云南》、《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直说》、《晋乘》、《秦陇》等。有留学生的省份都办了报刊，有的省办了还不只一种，比如四川留日学生就办了《四川》和《鹃声》等报刊。 这些报刊宗旨各异：或“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④]；或宣传党派的政治纲领——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宗旨[⑤]；或“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⑥]；或“输东西文明，开内地风气”[⑦]；或“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去其旧杂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⑧]……但万变不离其宗——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为达其目的，他们所办报刊栏目众多，一般报刊都设有论说、学说、政治、史学、地理、时评、外事、国闻等十几个栏目，有“百科全书”之誉的《新民丛报》设有《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新知识之杂货店》等二十四种栏目。通过众多的栏目广泛传播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各种知识，起到了开阔读者眼界，增长见识的作用。为了使传播渠道畅通，各报刊都想办法向中国国内设点发行，冲破中国封建专制的封锁，通过邮寄，或外交人员带回国，或传教士往来携带等多种形式，送至读者手中。《新民丛报》除日本外，在国内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以及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外都设有销售处。广泛的传播活动使报刊发挥了社会雷达作用，起到了收集信息，传播信息的作用。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留日青年学生所办的刊物。邹鲁在《中国同盟会》中说：“时（1905年）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这里指的是留日学生创办的有地方色彩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声》等刊。而中国留美、留英学生此时创办的报刊廖廖无几，如《留美学生年报》等，中国留美学生主办的汉文杂志直到1927年才出版第一期。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日本华文报刊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发行量和影响已经超过国内的刊物，如《浙江潮》每期能发行到5000册，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数量。这些刊物充分表现出中国青年学生关注社会革命、热心民主运动，思考救国救民之策的热情。他们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力倡富国强兵，反帝爱国，推动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