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二）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数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特别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今天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四）笼统地特别是不顾客观历史事实主观地宣称“改良比革命好”、“要改良不要革命”，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历史唯心主义。 主持人：危兆盖（本刊编辑） 特邀学者：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胡绳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林华国（北京大学教授） 主持人：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在纠正过去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简单化、片面性倾向以及扩展研究领域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却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有些论者提出了一些歪曲历史真相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譬如，有的论者提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是把事情搞糟了。他们说：“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今天，想请各位就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和改良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金冲及：如果是一些年轻人，因为没有在旧中国生活过，产生这种看法，还可以说他们无知。而现在有些亲眼目睹过旧中国是怎么回事的人仍要这么说，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有些论者以为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多余的，如果不搞革命，而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或者进行一点温和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快得多，现在的中国也就会强盛得多。持这种看法的人，忽略了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我们知道，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宰割之下，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不断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只能先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中。试想，如果不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又怎么谈得上现代化建设？ 胡绳武：历史研究只能从历史事实出发，任何研究者都不能脱离历史真实，按照自己的思想情绪和意愿来重新假定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某些论者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如果当时不搞革命，而由立宪派逼着清政府实行立宪，就可以避免辛亥革命和以后的革命，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想法。因为，历史事件是具体的，某个历史事件以某种形式出现、演进及其结局，都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环境决定的。就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来说，也是如此。立宪派人士在当时也正象论者所说的那样，认为清政府虽已腐朽，但这个形式的存在仍有很大的意义，可以慢慢来，逼着它实行立宪，迈上现代化的道路。他们不仅这样主张，而且也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在1910年一年之内，立宪派就连续三次发动了全国规模的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先后签名参加请愿的人达数十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递交请愿书，声泪俱下，个别请愿代表竟不惜断指割肉以示自己的忠诚。今天如果我们翻一翻当时的报纸，仍可以看到请愿代表断指割肉时印在报上的血淋淋的手印。尽管立宪派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但顽固的清政府仍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立宪派感到非常绝望，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也很快起来响应。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在宣传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极力宣传革命的可怕，宣称如果进行革命，必将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引起列强的干涉，造成亡国的惨祸，但是，人们并没有被他们的宣传所吓倒，最终还是接受了革命，使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历史的事实已经表明：辛亥革命并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历史早已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结论，事情已经过去快一个世纪了，今天有的论者还要翻这个“大案”，不知究竟为了什么。即使要从学术上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也应从史实出发，用具体史实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发一通感想式的议论。 林华国：“逐步改良”能不能成功，正如他们两位所说是不能凭主观臆断的，而必须看客观事实。戊戌时期，维新势力曾进行过一次“逐步改良”的尝试，但很快就遭到当权的守旧势力的镇压。有人说，戊戌维新失败是由于维新势力“过于急躁”，企图“一步到位”。实际上，戊戌维新既没有触动皇权，也没有触动地方封建势力，更谈不上什么一步到位。戊戌维新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清王朝的当权势力十分顽固，连相当温和的改良也不能容忍。到了20世纪初，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逐步改良”似乎又有了希望。但是，严酷的事实表明，清政府并不真正打算实行“英国式”或“日本式”的改良。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国家的主要权力都集中于皇帝，议院的决议必须经皇帝批准才能生效。显然，这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是改头换面的君主专制。清政府的官制改革同样令人失望，1911年成立的新内阁完全由皇族和满族亲贵控制，被人讥为“皇族内阁”。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政府认真进行改革的和平请愿活动也于1910年底遭到明令禁止，一些赴京请愿的代表被押解回籍。面对这种现实，长期坚持改良的立宪派也不能不对清政府感到绝望，发出“吾人民之希望绝矣……救亡之策穷矣”的哀叹。现在有些人断言在清政府统治下改良可能成功，他们的历史根据是什么？ 主持人：有的论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一直存在着激进主义的思潮，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请问，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金冲及：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来说，他在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以前，也曾给当时的权臣李鸿章上书，但结果却令他失望。孙中山说：“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中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可见，孙中山成为一个革命者，并不是出于他性格暴烈、“爱走极端”，或者对流血革命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恰恰相反，孙中山是爱好和平的，只是在和平道路走不通之后，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的革命道路。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多次认为可以全身心地从事和平建设了，但是，他的良好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现实所粉碎。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一次讲演中总结自己经历过的痛苦教训时说，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我们既然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像工程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这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比喻。孙中山从他毕生的奋斗经历中得出的这些沉痛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也是在国民党大规模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得不做的。毛泽东后来说：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这些话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大概6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些情况都曾亲眼目睹过。当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并且身体力行、做出成绩的人，我们应该如实地加以肯定。就是鼓吹“议会政治”的人，在当时对冲击封建专制制度也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但历史事实也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历史条件下，单靠这些办法是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前进的根本问题的。提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人，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艰难，结果路越走越窄，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议会政治”在中国试了好几回，结果也失败了。如果这些办法能解决问题，谁还偏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去投身革命呢？事实上，正是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没有无数革命者的流血牺牲，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