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的成功，无疑有黄遵宪、汪康年等人的功劳，但更得力于梁启超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梁启超就没有《时务报》。以往的研究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所起的作用论述不够全面或语焉不详，本文拟从参与创办、主持笔政、及其时务文章的影响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参与创办 功不可没 《时务报》创办时期的核心人物有三：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时务报》创办前，梁启超随同其师康有为从事维新活动，如参与发起“公车上书”运动，主办《中外纪闻》，创设强学会等。强学会解散以后，仍留居北京。 黄遵宪曾担任过外交官， 熟悉日本、 欧美政治。 1895年加入上海强学会，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汪康年系张之洞幕僚，具有维新思想，甲午战后，愤励变法图强，亦列名上海强学会，欲开报馆。由于顽固分子的反对破坏，1896年初，北京、上海两地的强学会被迫相继解散。黄遵宪迎难而上，“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以报馆为倡始”〔1〕。这时，汪康年应康有为邀请，由湖北来沪接办强学会事， 适遇强学会解散，便代收了该会的余款，并准备借此办报。这样，黄、汪二人在上海相遇，“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2〕， 并开始筹划。其间，吴德潇与邹凌瀚也多次参与商量。当时办报盛行主笔制，筹划中的报馆必须有人担任主笔才能开办。黄遵宪从康有为处探知公车上书及《中外纪闻》中文字多出其徒梁启超之手，许其文字富于感情，有煽动力，适合当报馆主笔，遂与汪康年合计，函商远在京师的梁启超一同办报〔3〕。 黄、汪等人在沪筹划办报之际，梁启超与汪康年函札往返，也透露出创办报刊之意。他认为创办报刊乃“中国命脉所系”，“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并准备在京师“设一新闻馆”，对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报馆的设想表示赞同〔4〕。当黄、 汪函邀他至沪共同办报时，梁启超欣然离京赴沪。 梁启超于1896年4月间抵沪。此前，黄、汪等虽已决定创办报馆， 但筹备工作远未就绪。梁启超抵沪后，与黄、汪二人“日夜谋议此事”。起初，黄遵宪在报馆全面负责，梁启超“自以不谙会计，惮管杂务，因与穰卿（汪康年）有约，彼理事务兼外间应酬，而启超主报中文字”〔5〕，各因天才，自执一职。三人在分工问题上很快取得一致意见。 但在报名、办报宗旨、报纸类型及筹集资金等问题上却有分歧。汪康年当初与黄遵宪商议时，主张“广译东西方各报”，准备完全办成“译报”〔6〕，而且报名也拟为《译报》。黄大致赞同汪的意见。 梁启超莅沪后，认为自己既然是主笔，就应抒发议论，才能名副其实，进而认为《译报》之名“不足倾动人”〔7〕，建议改为《时务报》。 黄遵宪考虑到以前强学会“太过恢张”而遭封禁，居间调和汪、梁二人的意见，结果，汪康年的建议被修正，报名改为《时务报》，以译文为主，但增加论说。此间发出的告白指出，该报的宗旨是“发明政学要理”与“翻译各国报章”〔8〕，前者即反映了梁启超的意见。关于报纸类型， 汪康年力主办日报，黄遵宪和梁启超则主张办旬报，最后确定为旬报。鉴于强学会轻而易举被守旧分子搞垮的教训，汪康年又提出“依榜洋人、洋股”〔9〕，以抵制来自反对派的压力，但黄、梁反对； 后又商定以报馆名义向各地同志募捐，黄遵宪本人还首捐千金为创办费。《时务报》创刊前后，接到大量捐款，但没有吸收洋股，汪康年的这条建议实际上被否定。不过梁启超提出《时务报》以孔子纪年的建议，也被黄、汪所拒绝〔10〕。由上述可知，在筹划《时务报》的过程中，梁启超的建议大部分被采纳。 梁启超既然主撰述，《时务报》创办时期的文字工作也理所当然由他承担，如草拟章程、公启、告白等。正当《时务报》紧锣密鼓筹备之时，汪康年却几度离开报馆到湖北为张之洞祝寿，梁启超不得不兼顾馆内其它事务，如向各地发送《同志公启》：与《博闻报》商议为《时务报》刊登告白；还就云南等边远地区报纸的邮寄、聘请日本翻译、黄遵宪在外募捐及联系销报情况，购买机器、免费送报等有关问题，频频致书汪康年，与之通报、商议〔11〕。此外，汪康年对《时务报》能否办成功缺乏信心，办报意志不坚定，1896年5月间还与梁鼎芬联系， 欲在张之洞处兼职。张之洞的态度是“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12〕。住沪住鄂，汪不能自决，屡与梁启超商议。梁启超对汪康年进行劝说，报纸能销四千份即可支持，“因固留之”。这样，汪康年最终决定留下办报，使筹备中的《时务报》免于流产。 另据考证，梁启超还与黄、汪商议， 由梁启超为其妻兄李端棻代拟《请推广学校折》进呈〔13〕，其中提到广开报馆，为《时务报》的创刊提供了根据。 1896年8月9日（农历7月1日），《时务报》正式创刊。 主持笔政 出力最多 梁启超在报馆内所承担的工作首先是为该报撰写论说。《时务报》创刊初期，报首论说文章每期一至两篇，约三四千字，大多出自梁启超手笔。1896年下半年，梁启超回广东探亲，以及1897年11月应聘湖南时务学堂后，仍然有文章寄回报馆发表，直到1897年底、1898年初与汪康年的矛盾公开后，撰文才大大减少。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 月梁启超离沪赴京，他共为该报撰文61篇。《时务报》所载梁文以不标点计算，约有12.3万字，共120多个印张，足以单独编成4本《时务报》。该报总计发表论说文章96篇，梁文占60%以上，如从1898年3 月梁与汪摊牌，辞去主笔之职计算，比例更大。 梁文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就文章内容而言，也居于核心地位。梁文鼓吹变法维新，倡导民权，主张废科举，兴教育，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涉及甚广，其中尤以《变法通议》最有系统性，也最受读者重视。有人建议：“《变法通议》宜早全刻之，减价出售，使守旧者之心早化。如短刻资，出之于我”〔14〕。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发表过10来篇文章，但他的主要职责是总理报务及应酬。章太炎、麦孟华、徐勤、欧榘甲曾先后应聘到报馆佐理撰述，但撰文不多。而且他们的文章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超出梁文范围，有些文章就是详尽补充、发挥梁文中的某些观点，或以梁文为中心展开议论。梁文《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5〕麦孟华随后即本此意撰《论中国变法必自变官制始》一文（连载《时务报》第22、24册）；高凤谦《释彝》一文则是详尽阐发梁文《春秋中国夷狄辨》中“中国夷狄、本无定名”的观点。有些论题，梁启超撰文论述于后，但影响更大，如梁文《知耻学会序》对封建官僚、军阀、买办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与谴责，比汪康年先此发表的《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一文影响大得多，以致引起张之洞的干涉。由此可见，梁文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基本上代表了《时务报》的舆论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