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通过追寻林则徐（1785—1850）和渡边华山（1793—1841）研究西洋的轨迹，在中日西洋学（为叙方便，暂以此概念含指中国的西学和日本的洋学）比较研究领域做一粗略的尝试。 一 林则徐自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上任后，由于处理对外问题的需要， 才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问题， 而且主要集中在钦差大臣任内（1840年9月被革职）。 渡边华山是日本江户幕府末期三河国（现爱知县东部）田原藩藩士，于1832年天保饥馑和英国东渐势力加速的内外形势下，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挂。当时在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之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对此，渡边华山深感责任重大，为解决内外危机， 开始认真研究西洋问题， 直至因笔祸罹罪的1839年。与日本正统洋学家比较起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起步较晚，时间也不长，况且二人皆不谙外国语，虽然如此，他们却分别达到了那个时代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于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中所担当的角色。 十九世纪中叶，就远东地区而言，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时代。中日两国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机，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从而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便成为中日两国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两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能清楚地认识上述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林则徐和渡边华山同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又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他们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民族前途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为此，他们积极了解、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以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他们各自将本国的西洋学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洋学的大施主”。简而言之，他们处于同一时代，有着相似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所促发的民族使命感。正是上述相似的经历将他们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异，他们研究西洋的侧重面、深广度又不尽相同。以下扼要叙述这种差异及其这种差异的前因后果，由此，或许会加深对中日两国近代史的理解。 二 林则徐主持翻译、 编译的西方书刊主要计有：《四洲志》（Hugh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各国律例》（Vattel Emericde,Law of Nations）、《澳门新闻纸》（Canton Press）、《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四洲志》是英国人慕瑞所著，原本于1836年在伦敦出版，属当时最新之世界地理书，书中介绍了五大洲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军事、政情等。全译本共四十九页，其中欧美部分占五分之三，美国部分则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美国总统、上下两院及司法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可惜美国的民主制度没能引发林则徐的兴趣。尽管如此，该书是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志的译著，也是林则徐译述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它使中国西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领域跨入了新时代。梁启超曾赞曰：“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1〕《各国律例》的作者是瑞士人， 汉译名为滑达尔，该中译本系原书之摘译，后收于魏源著《海国图志》。其内容包括关于一个主权国家对在留外侨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及作为对外敌对措施的封锁、禁运等手段。《澳门新闻纸》又译作《澳门新闻录》或《广州周报》，系广州商馆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于1835年创刊，1839年7月迁往澳门继续出版，主编为慕勒（Moller Edmund）。 由于该报“将广东事传至该国（指英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2〕自1839 年春始，林则徐命人将其中有关的时事报导和评论一一摘译出来，诸如鸦片生产，国际社会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直至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及邻国的活动等。为便于查阅，又命人将译文按时间顺序“抄齐统订数本，”〔3〕如此一直继续到林则徐被革职。现存中译《澳门新闻纸》抄本六册，译载了原刊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间的部分内容。 《澳门月报》亦译为《中国丛报》，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卑治文（Bridgman）主编，1832年创刊，至 1852年共出版了二十卷。现存中译《澳门月报》译自其中1839年和1840年部分。与《澳门新闻纸》不同，《澳门月报》是按事项发类，即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收于《海国图志》卷八十一。从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内容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即：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地志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外交的情报及其外交技术；欧洲舆论对中国的反应。从以上内容结构不难看出，这些译书主要是为“驭夷”需要而作，事实上也确实为办理“夷物”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