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论述了在清朝后期，随着鸦片输入形成的泛滥之势，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禁烟法令，以图阻止鸦片的输入，然而，在当时贿赂公行的腐败吏治下，由于查禁鸦片的大小官吏有法不依、执法犯法，以及清朝国力衰弱等原因，使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禁烟法令，成了一纸空文，鸦片输入依然如故。 关键词 鸦片，禁烟、贿赂 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可以说是一个可耻的象征〔1〕。 清朝统治者从自身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曾经先后颁布过一系列禁烟法令，以阻止鸦片的输入。 据史料记载，清政府颁布的第一道禁烟法令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2〕。这道禁烟法令规定：“兴贩鸦片者， 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诱发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侯，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仗伏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尚未及吸食者罪名”〔3〕由于当时的鸦片输入尚未形成泛滥之势，因而， 这道禁烟法令并没有明文规定定禁止鸦片的入口。加之当时雍正皇帝对鸦片输入的“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和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毫不干涉，且照顾到小本商人的正当〔4〕。因此，这个时期的鸦片输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当的鸦片输入，如供医药材之用等，另一种是非法的鸦片输入，这专指鸦片毒品的输入。对于第一种情况，只要贩卖者能“照药材纳税”，则是准许输入的，对于第二种情况，清政府在法律上规定，则是采取严励打击的措施。然而，这两种情况是很难以区分的，贩卖鸦片毒品者，可以打着“药材之用”的幌子，使鸦片输入名正言顺。再说，这个时期（1727年前后），鸦片的输入每年不超过200箱〔5〕。因而，这个时期的鸦片输入，自然不会引起清政府的多大重视。 然而，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当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开始实行鸦片专卖政策之后，鸦片输入量急剧增加，到19世纪初期，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4000多箱〔6〕。 鸦片输入已经开始形成了泛滥之势。 面对鸦片输入开始形成的泛滥之势，鸦片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已日趋暴露了出来，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毒化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且还使朝廷府库里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财政吃紧。于是，禁止鸦片的输入，断其来源的问题，自然也就成了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因此从这个时期开始，清政府频频颁布禁烟法令严励禁止鸦片的入口。如，在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明文规定：“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和中国内种植罂粟”〔7〕。181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关于官吏、 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条例；1815年又颂布了查禁鸦片烟章程，同时还确立了官吏禁烟奖惩办法，然而，所有这些禁烟法令及章程，还是没有能够阻止鸦片的继续输入。据统计，到1821年，鸦片输入量已达5959箱〔8〕。因此， 就在该年（即道光元年），清政府再次颁布了一些禁烟法令，其中有些禁烟法令还是相当严厉的。如该年清政府颁布的一道禁烟法令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仓验货。其行商容忍，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9〕。这道禁烟法令不可谓不严。然而，“禁之愈严， 而（鸦片）偷漏愈盛；治罪愈重，而（鸦片）走私愈多”〔10〕。到1823年，面对居高不下的鸦片输入（此时已达9035箱），清政府再次颁布了一项条例，要求地方官吏认真禁烟，如果对私种罂粟，夹带鸦片、煎熬鸦片、开设烟馆等情节有失察的，都要给予严重处分。1831年，清政府更加严厉地规定了买食鸦片烟罪名的条款，同时还在全同许多省份调查鸦片种销情况，严厉查禁鸦片。然而，现实无情地嘲弄了这些禁烟法令，其结果出现的是愈查禁而鸦片输入量就愈多的怪象。据统计，这时鸦片的输入量已从1821年的5959箱增加到了1833年的20486箱〔11〕。13 年中增加了近3 倍。 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几年， 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40000箱左右〔12〕。这说明，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禁烟法令， 到这时已经是形同俱文、法如虚设了。鸦片的输入依然还是有增无减。 清政府颁布的这一系列法令，为什么还是没有能够阻止鸦片的输入呢？研究表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以下几点。 第一，有法不依。随着鸦片的输入及其形成的泛滥之势，清政府虽然颁布了一系形列禁烟法令，然而，那些负责查禁鸦片的许多地方官员，却很少按照这些禁烟法令去执行。那些负责查禁鸦片的水师警备官员，当他们遇到有运载鸦片的走私船只时，常常是登上这些船只的甲板，“象演戏似地高声宣读禁令”〔13〕。这些官员把禁烟法令宣读完后，不是去收缴鸦片而是被运载鸦片船只的船主领进船仓，借机向这些鸦片贩子索取“默许费”〔14〕。只要默许费到手了，什么禁令不禁令，将全被这些有法不依的官员们抛在脑后。在邓庭桢主政两广期间时，署督标中军副将韩肇庆及其下属的一些官员，对鸦片贩子不是绳之以法，而采取的是一种明查暗纵”的态度〔15〕。这种行为助长了鸦片走私贩子的嚣张气焰。本来，在针对鸦片输入及“洋人”等问题上，清政府是有许多明文规定的。然而，这些法律“在一般的执行中，他们的条文是经常被忽视的。很多其它法令都有同样的情况。在实施过程中，只有制造麻烦和敲诈的机会”〔16〕。在这种有法不依的现实情况下，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禁烟法令，设有能够阻止鸦片的输入，自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一历史现实表明，在任何一种社会里，如果仅仅颁布法律条文，而不去认真执行这些法律条文，那么，再好的法律条文，也将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执法犯法。对于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禁烟法令，如果清政府的那些负责查禁鸦片的地方官员，都秉公执法，切实查办，那么鸦片的输入是完全有可能阻止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的禁烟成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然而，遗憾的是，在当时负责查禁鸦片的大小官吏中，大多数是一些执法犯法的腐败分子。其中，有的官员自己就参与了鸦片的走私活动〔17〕。不仅如此，一些在执行追缉鸦片的巡缉官船，还常常用作鸦片走私之用〔18〕。这种露骨的执法犯法行为，显然是不可能阻止鸦片输入的。因为，欲正人必先正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一个执法者都是如此地公然践踏法律，要他人遵守法律，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清政府虽然颁布了一些较为严厉的禁烟法令，但是，由于执行者的践踏破坏，使得这些禁烟法令，变得毫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阻止鸦片的输入？ 第三，贿赂公行。贪污受贿是官僚政治的产物〔19〕。在“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清朝社会后期，上至朝廷，下至吏胥，兵弁，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20〕。可以肯定地这么说，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与这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必要的时候，这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就完全有可能“摇身一变”而成为鸦片走私集团的保护伞，从而为鸦片走私大开绿灯。特别是那些在地方上直接负责查禁鸦片的官吏、兵弁，更是直接的鸦片受贿者。他们要么收受鸦片烟贩的现银，要么收受鸦片烟贩的鸦片，从而在鸦片贩子的手上才劳取利益。对此问题当时有人揭露说：“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21〕。由此可见，当时的鸦片受贿面是非常之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