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

作 者:

作者简介:
傅建成,男,1962年生,1993年获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文博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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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重点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这一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关键词 近代中国 鸦片种植 农村经济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与整个时代相伴随。其危害之大,甚于战争、饥馑和瘟疫。值得注意的是,在肆虐成灾的鸦片烟毒流行过程中,普遍而广泛的国内自种鸦片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论著对此似乎重视不够,亦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仅就此方面的情况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

      有资料表明,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随着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不断对华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国内不仅吸食和贩卖鸦片之风日渐盛行,而且在一些地方也先后出现种植鸦片的恶兆。如1831年以前,云南“沿边夷民”就已“向种罂粟,收取花果,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随后,“内地民人,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裁种渔利”〔1〕。 再如浙江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2〕。此外,福建、 广东等地也有类似情形。不过,总的看来,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国内种植鸦片在区域上和数量上都是十分有限的,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并不很明显。对于这种非法和不受鼓励的行为,清政府也制定有十分严厉的制裁性措施。事实上,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对清政府以及整个社会来说,最大的危害和忧虑则是来自于势头凶猛的洋鸦片所造成的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国输华鸦片以所谓“洋药”名义,被清政府准予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3〕,取得了合法地位。此后, 洋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较鸦片战争前更进一步增加,价值也越来越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面对以“合法”面目蜂拥而来的洋鸦片,清政府显得颇为畏怯和矛盾。一方面既不能禁英国商人贩卖洋烟,另方面又无法禁止华人吸食洋烟,但同时又不愿坐视因洋鸦片大量进口而导致的财政经济上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为堵漏厄,增加税收,清政府一反过去多次重申的限制国内种植鸦片的禁令,转而采取了弛禁的新政策,即在国内使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政策。1859年,清政府重新颁布鸦片章程条例,除了保留禁止官员、兵丁、太监等吸食鸦片条目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4〕。以往国内严禁种植鸦片的法令也随之废除。不久, 清政府又下令土药抽厘,自此鸦片种植之禁大弛。

      在这种放纵性政策鼓励下,从60年代后,国内许多地方种植鸦片。一些以前暗中种植的地区则变得公开化了,而一些原本没有种植的地方也转而种植。于是,鸦片种植业便以空前的速度很快在各地发展起来,“种烟人户,以山、陕、甘、新、滇、桂、蜀、西、奉、吉等省,苏之徐州、浙之台州等府为最”〔5〕。与此同时, 鸦片产量也大幅度增加,据莫尔斯估计,1900年中国土产鸦片有376000担〔6〕。 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1906年土产鸦片有584800担〔7〕, 产量已达外国进口鸦片数量的11倍。

      很显然,在外来鸦片汹涌侵入面前,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缺乏有效的办法阻止外国列强对华输入鸦片,反而采取了鼓励国人种植鸦片这种饮鸩止渴的误国政策,遂使鸦片种植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从表面上看,国内种植鸦片对抵制洋鸦片的侵入也起到了一些作用,特别是由于国产鸦片价格便宜,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吸毒者的要求,因此从1880年后,中国对外国鸦片需求量逐渐有所减少。据统计,1905年进口鸦片数量为51890担,与1879年的83051担相比,减少了31161担, 而1879年是外国鸦片进口量最多的一年〔8〕。但是,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清政府这种消极性的政策却是以损害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并不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消失。

      大量材料表明,虽然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间以及在民国初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很有声势的禁烟运动,尤其在禁种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就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情况看,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其他各种阻碍社会进步因素的制约,鸦片种植问题依然是国内十分普遍和难以根治的顽症。据统计,1921年,中国鸦片“产额为一万五千吨”〔9〕,其中产烟最多的地区,“当推云南、贵州、四川、甘肃、 陕西、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热河等处”,“烟苗几遍延于中国”〔10〕。此种情形即使到了三四十年代也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这点我们无需举更多的例子,仅从一些有关的实地调查材料便可得到确凿的证实。30年代中期,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曾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分,对中国大西北数省进行了长时期的采访,他发现鸦片种植问题依然是这些地区危害严重的大问题,如甘肃的酒泉、武威及张掖等地都是有名的产烟区,农民最大的出产,全靠鸦片〔11〕。另据1946年10月新闻记者李震一对地处湖南西北角的湘西实地考察后所称,尽管这是一个穷困落后地区,但却是一个鸦片种植的世界。40年代中期以前,该地种烟就极盛,但直到40年代中期,“还有许多地方是如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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