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岭南地区或岭南华侨文化圈内度过的，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然而，到目前为止，孙中山的思维模式和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史学界广泛的注意。研究孙中山个性、思想和活动的学者，在确定孙中山的文化归属时，总是不加思索地强调孙中山的西化倾向或儒化特征。事实上，岭南文化作为孙中山的母体文化最初出现在孙中山的心理屏幕上，孙中山感知世界的方式，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的态度，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的体验，以及实践活动的具体方式方法，也就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岭南文化的胎记。也就是说，是岭南文化赋予了孙中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以及思维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或者说孙中山是在岭南文化的直接启蒙和影响下开始思维和学会思维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这个问题。 首先，岭南文化是孙中山思维模式朝着开放思维模式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岭南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开放、多元、实用是它的主要特征。不断地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更是岭南文化的内在机理。多元文化决定了岭南人思维路向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文化的实用性和开放性，又决定了人们认识上的直观性和实体性。孙中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开放、活跃变动的多元文化的氛围里，自然耳濡目染和心领神会，在学习、生活、活动和交往中体认到了开放、明亮、通达、融汇、汲纳、交流、学习和变动的真实价值与现实意义，意识到了封闭、单一、孤立、保守、排斥、限制、束缚、禁锢、冥顽、刻板和党同伐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意识、专制思想的危害，懂得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集思广益、包罗万象、集百家之长补己之短的道理，明白了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忍让的意义，领悟到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胜败乃兵家常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类名言的底蕴，养成了自信自谦、开朗明丽、真诚坦率、热情侠义、乐观进取、灵活机敏、幽默风趣的性格，学会了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独立思考、勇于任事、否定过去、面向未来的待人处事的本领。所有这些习得性的言行，又无不是开放思维的间接或直接的体现。岭南文化赋予孙中山开放思维模式就是在这些关于人生、社会、自我、事业、思想、观念、行为等方面得到再现和高扬的。 正因为在岭南文化的薰陶濡染中不自觉地、也别无选择地承继了岭南人的这种开放思维模式，所以，在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追求上，孙中山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和“学而优则仕”这个定格上，而是随着时势的变易不断地调整和更新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人生追求，象大多数岭南人一样并没有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唯一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而是根据时势的变易和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灵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言“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在兴趣爱好上，孙中山也不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是一任性灵舒身展臂，听其在广阔的空间里挥挥洒洒，他自己就曾回忆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在对待西方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孙中山也不象那些正统的士大夫们那样采取拒绝、否定的态度，而是象大多数岭南的知识阶层那样本能地作出了开放开明的选择。孙中山在1897年就表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2〕并指出“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3〕“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 〔4〕“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以前的旧东西， ……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5〕甚至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他还提倡引进外资、设备、技术、人才，实行开放主义。在建国立国主张上，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是“开放主义”的。在他看来，集天下之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原则。其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是开放思维的结晶。在革命实践活动过程中，孙中山的开放思维模式更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和陶铸。其革命方略的制定，思想主张的形式，革命力量的聚集，革命组织的建设，革命战争的进行，外交活动的展开，无不流淌着孙中山那开放思维的汗水。在内审国情，外察世界形势的同时，孙中山不断地探索，也不断地吸收各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寻找救中国的最佳方案。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是少数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得了的，需要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们的共同努力和海外关心或同情中国革命的民主人士的支持。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结成反对清政府的统一战线，孙中山甚至不遗余力地与西方各所谓强国政府频频接触。在孙中山的周围也的确凑拥着千千万万数不清的追随者、同情者和支持者。在那个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的特殊时期，有了孙中山这样一个超越省界、国界和文化类型的具有开放意识的领导人，中国的旧三民主义革命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具有开放思维的人必然具有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识，也必然拥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对人对己，孙中山少有成见，即使免不了受先入为主和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他亦能随感觉和事实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态度，重新认识他人和自己。如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先是怀疑，继则信任，后则反对就是明显的例证。对同志，孙中山也很少象当时革命党中大部分人那样，感情上带有地域观念的非理性色彩，而是不分地域、不分南北东西、不分同乡故旧和亲戚朋友，一律以“人尽其才”为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抱陈见，不有意地搞宗派，拉山头，平等意识和自由思想在他这里既有了生命的依托，又得到了高扬的机会。 诚然，孙中山的开放思维及其特点的形成，与他所受的西式教育、海外生活经历和个性心理有关，但与岭南开放型的人文风貌和放达舒展式的自然景观似乎关系更加密切。孙中山后来所受的西式教育和海外生活经历至多也只是对这种早期形成的思维胚胎起着增加养分和通经活络的强化刺激作用。明显的事实是在孙中山出生的头几年里，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思维活动和思维模式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状态下接受他所属文化圈内的长辈和大龄人的“言传身教”和“社会教化”而开始孕育生发的。岭南文化对孙中山思维模式影响的这种情形，在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身上同样发生过。这也是为什么在近代，岭南人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内地更多的更有才智的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岭南文化对孙中山发散式思维模式的形成起了铺垫和推动作用。 如大多数人所指出的那样，岭南人，尤其是近代岭南人的思维模式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发散式思维，也即是沿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以求得答案的思维模式。通过发散思维，人们可以提出种种新的假设、新的构想，打破旧框框，别出新裁。从思维的向度上来说，发散式思维是多维多元的思维模式。岭南人在思维模式上具有这一特点当然与他们所处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对外文化交流等得天独厚的因素有关。 作为岭南人中的一员，孙中山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这一思维传统，甚至可以肯定，岭南人多视角、多向度、多侧面、灵活地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难题的思维模式，对于幼小的孙中山来说，其印象或许是极其深刻持久的。因为，一方面岭南人为了改变生活的苦境，掏空了心思去想挣钱的举措和谋生手段、途径和方式的多样化，也许在无声无息之中使孙中山受到启发和激励，这一点，我们只要从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和“上李鸿章书”中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所提的一些主张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另一方面，岭南人处世精明、办事灵活、为人乖巧、行动敏捷、见识广博，善于适应环境，爱变会变和求新求异的风格，孙中山从小就耳闻目睹，甚至习染成癖。今天我们虽然找不到孙中山在此方面的直接表述和充分说明，但这种影响的痕迹我们从孙中山一生的言谈举止中是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的。在如何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问题上，孙中山虽曾一度试图借助他心目中的所谓“英雄”、“大人物”、“当权者”、“开明人士”的“开明”、“激进”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把他们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云梯，但他毕竟没有陷得太深，没有将命运的睹注押在这些“先知先觉”的大人物身上。他在上书李鸿章的同时也作好了下一步的打算。其组建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这一举措，就很耐人寻味。同样，岭南人办事处世机灵敏捷和注重实效的品质，也注定了孙中山不可能停留在某一思维路向上，他的每一次冲刺和跳跃，都必定越上一个新的台阶。同盟会的成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不断完善，建国方略的制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组织北伐等等，几乎每一次试跳，都跨越了新的高度。所以，孙中山也始终是他的时代的弄潮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