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基督教的信仰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基督教的信奉重在精神而轻形式，不甚信仰神化的上帝而崇信作为革命救世者的耶稣，不恪守基督教义中的神学信条而取其济世救众的积极内容。他对基督教在文化思想规范方面所起的积极影响与作用给予重视和肯定，而对其中某些组织形式与成员充当列强爪牙进行的侵略活动则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他指出基督教在为近代中国传播民主思想，开创社会风气与改良国民道德人格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不可过高估价它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始终有一批教徒志士追随其间、参与其事、同情其志。孙中山与基督教及教徒的关系，总体上有助于他进行的革命事业。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一位基督教徒，宗教信仰始终是其政治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基督教的信奉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内容；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受过基督教文化的薰陶和对它有较深的认识；作为职业的革命家，他的革命活动及事业与基督教徒有较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些考察与探讨，以说明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的特点及基督教对他本人及其革命斗争的影响。 一、孙中山信仰基督教之特点 孙中山自1883年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起，到1925年病逝于北平止，40多年始终是一位基督徒。这期间，尽管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只占政治生活的一小部分，但他的这种信仰无疑是持久存在的；他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对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有所改变，则说明了他首先是个革命家，同时也是位基督徒。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对基督教的兴趣是浓厚的，他入教初期的信仰是热烈虔诚的。 孙中山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崇信， 产生于在檀香山读书的1879—1882年间。他当时先在英国圣公会设立的意奥兰尼学校上学，《圣经》是该校的必修课，学生早晚和星期天都要到教堂做祈祷。校长韦礼士主教对孙中山格外亲热和“十分器重，曾邀他同桌吃饭，亲自讲授圣经”〔1〕。孙耳濡目染之下对基督教渐生兴趣。1882年秋， 他转入美国公理会所设的奥阿厚书院学习后，牧师教员芙兰谛文又对其“循循善诱”，孙“久受宗教教义薰陶，信道渐笃，至翌年春夏间遂有克日受洗礼之议”。后此事因受兄长孙眉阻挠没有办成，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仰。次年孙进入英圣公会开办的香港拔萃书院后不久，即深受美国宣教师喜嘉理博士赏识。喜牧师知他“服膺基督真理而未受洗，遂日劝其早日受礼奉教，以为众倡”〔2〕。是年冬， 孙中山由喜嘉理牧师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取号日新。他当时在回答喜嘉理关于“是否崇信基督”的提问时，明确表示：“基督之道，余固深信”〔3〕。 他后在自传中也说自己那时“切慕耶稣之道”〔4〕。 可见孙中山的入教乃基于信仰而非一时之冲动。 孙中山入教后继续在香港求学。这期间他的信仰极坚定，热心参加宗教活动。1884年秋，他曾与牧师喜嘉理等人带上福音书回家乡翠亨村布道，经他热心劝导，“其友二人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兄长孙眉知情后，令他去檀香山并以停止经费资助威胁其与基督教割绝；孙中山不为所动，“竟不改其初志也”〔5〕。1885年他返香港后， 结识了更多教友，继续积极参加宗教活动。1891年他在港参与发起成立教友少年会，并撰《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说明该会之缘起与宗旨。喜嘉理对孙中山笃信基督教的情况作了以下的评说：“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决也，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没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其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资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6〕于此可见孙中山在入教后的几年间对基督教的信奉一度达到迷信的程度。 孙中山大学毕业后，尤其是1894年正式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对基督教的信仰程度有所减弱，信仰方式也有所改变——内心保持对教的信仰，而不参加教堂的繁琐礼仪。他在说到这种信仰方式时曾说：“我不是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而属于耶稣的基督教徒”〔7〕， 对教“只心中崇拜”〔8〕。这说明他不是属某个教会的会员。 与孙中山相熟的人士多次谈到过他这种奇特的信仰方式：喜嘉理牧师指出孙“不是一个常去做礼拜的教徒”〔9〕；长期追随孙的冯自由、 张永福也分别指出：“余在日本与美洲和总理相处多年，见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讲演革命外，足迹从未履礼拜堂一步”〔10〕；“先生为教徒，但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连“耶苏最重要之圣诞”节有时也忘却〔11〕。象孙中山这样不做礼拜、不过宗教节日的基督教徒是不多见的。 有些论者依据上述情况而判断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仰”，或说他这样做是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隐匿自己洋教徒的身份”。这些说法与史实不符。孙中山当时虽不隶属任何一个教会，也不象一般教徒那样完全皈依基督教，但他却始终对基督教、特别是对耶稣基督保持着一定的信仰，他还常以言行来表明自己始终是位基督教徒。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使馆囚押蒙难时，“一连六七日，日夜不停祈祷”上帝施恩救自己，并对柯尔说：“中国皇帝之所嫉视者为中国之基督教徒，故欲捕而斩之，予即中国基督教徒之一，且尝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也”，恳求柯代送求救信给恩师康德黎〔12〕，获释后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于教则崇耶稣”〔13〕。1900年他在新加坡结识教友黄乃裳，言谈之中表现出“学问渊博，谌怀悲悯，……于基督教有深造之功，有坚卓之信”〔14〕。3年后，他在美国会见喜嘉理牧师时， 给牧师的印象是“于基督教道，则复虔心如初”〔15〕。1912年夏，他先后在上海、福州、广州、香港、北京等地多次以教徒身份出席教友们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颂扬与提倡基督教的演讲〔16〕。1917年他在广州曾对护法政府秘书长、教友徐谦说自己“是基督教徒”〔17〕。1922年京沪等大城市掀起“非基督运动”时，他发表谈话称“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并表明反帝国主义而不反基督教的立场与态度。他既反对帝国主义者操纵控制教会，要教会好自反省和“决计不作帝国主义之工具”〔18〕，又同时指出“予亦反对现在反基督之理论”〔19〕，要徐谦将其“私人意见”转告给力倡非基督运动的汪精卫等人。1925年3月11 日他在病榻上对亲友说：自己“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人间罪恶之魔宣战”〔20〕。他的亲友宋子文在孙病逝后谓：“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因孙有前言，决议虽其党中同志多非基督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21〕。这种耶稣圣经式的家祷仪式于孙举殡的3月19日在协和医院举行，满足了他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