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a long time it wa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inhistorical circles tha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a greatsuccess.At the same time.however,it was a failure as well.At first sight this conclusion seems dialectical and dual-sided.But in my opinion it is parodoxical. As far as overthrowing the Qing Dynasty is concerned,theo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Revolution were mature while thesubjective ones comparatively immature.As far as establishingthe republican politics is concerned,neither the objectivenor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attained their maturity.Apartfrom that,the outcomes of the Revoluton shows that the QingDynasty was overthrown indeed and the republic politics began.So the revolution can't be oversimplified in such a simpleword as"failure",unless it is compared with Dr.Sun Yixian'sidealized promise"accomplish the whole revolutionary task atone stroke" 一 任何革命运动都不是凭空发生的，既离不开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摆脱不了革命者自身主观条件的规定性。辛亥革命无疑也不例外。无论就推翻清朝而言，还是从建立共和政治而论，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并不十分理想。 一、就推翻清朝而言，客观条件比较成熟而主观条件并不成熟。 客观条件相对成熟的主要表观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清朝统治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险象环生。 自乾嘉以降，中国社会经济受自身所固有的周期性发展规律的制约，就已相对停滞。随着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人民饱经战争创伤，原有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已无法保障，目不暇接的巨额赔款又铺天盖地而来。据不完全统计，迄至1909年上半年，清政府所欠战争赔款和外债连本带息多达1.3622亿英镑，折合银两为9.08163933亿两〔1〕， 即使统治者大肆搜括，当时的年国家收入也不过2.9696亿两，而岁出多达3.3865亿两，不敷为4169万两〔2〕。固然，在晚清新政施行过程中， 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有所增加。只因原有的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积重难返，国家经济命脉又已为列强所控制，地方督抚分享中央财权已成惯例，加之新政项目一哄而上，开支浩繁，清朝财政的困境不但未曾有所改观，反而每况愈下。 新政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倒是基本形成了。广大资本家已不满足于清王朝对自身经济活动的提倡和奖励，也不满足于撤冗衙、清吏治之类官样文章，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实行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尽快建立君主立宪制、他们同袁世凯、张之侗、端方、锡良等开明官僚达成默契，要求速开国会，从根本上杜绝反清革命运动的发生，避免内乱和列强干涉。他们在精心实业建设，倡导和组织一系列抵货、保矿、保路运动的同时，还充当着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后盾或主导力量。慈禧太后于1908年一命鸣呼后，资本家阶级要求速开国会的心情就越发迫切，其政治态度也日趋强硬。 清朝统治者曾经异想天开地指望通过官制改革和预备立宪，收回自湘军问世以来旁落地方督抚手中的那一部分中央集权，尤其想削弱比曾国藩的湘军强悍数倍的袁世凯北洋新军势力，结果也是适得其反。殊不知，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适应的还有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及其社会影响。它们借助于洋洋大观的直隶新政和沸沸扬扬的预备立宪而迅速扩大，尤其是袁世凯那“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3〕的姿态和决心赢得资本家阶级和社会舆论的好评。无怪乎， 当载沣以“足疾”为由罢免袁世凯时，引来的却是社会舆论对袁氏的普遍同情。满汉矛盾实际上是在朝着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激化着。 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封建统治者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却不顾“民力已岌岌不支”〔4〕的事实， 把大批新政费用强行摊派给超负荷生存的下层人民。加之连年灾荒，天怒人怨，下层人民的自发反抗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自发性抗粮、抗捐和抗税斗争每年均在100次以上，1910年还增至266次〔5〕。 忍无可忍的下层人民纷纷捣厘卡，惩税官，驱污吏，烧衙门，形式多样，起伏连绵。如此频繁的自发性群众反抗尽管还不足以给手操国家机器的清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却逐渐摇憾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