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谭嗣同的爱国思想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他把“救亡”与“改革”相结合。改革要师法西方，“师夷”为了“超夷”；从“忠君”到“叛君”，“爱国”是同“恤民”、“爱民”相一致的。他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说，谭嗣同是清末社会变动中，昭示改良主义末路和开辟革命先河的重要过渡人物，那末他的真诚而炽热的爱国思想，正表现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爱国思想 师夷超夷 恤民爱民 谭嗣同向来被人们目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左翼或激进分子。在思想认识的许多方面，他比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激进，行动也更勇毅。他的言行在20世纪后的若干年里，多被革命派人士引为同调。可以说，谭嗣同是清末社会政治变动中，昭示改良主义末路和开启革命先河的重要过渡人物。同样，他真诚而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也表现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特点，影响至深。本文拟就此作一论述。 一 谭嗣同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于甲午战后空前深重的民族危难之时。他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入侵中，萌生出激进的变法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任何时候都是从克服外患这一角度出发，去认识现实政治问题，从而形成各自的思想主张，用以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甲午战争以前的谭嗣同，是一位关心时政的官家仕途青年。战争的惨败和其后危机四伏的社会状况，使他受到极为强烈的刺激，他对民族危亡的感受比一般人远为深切。谭嗣同在得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时，不禁痛哭失声、悲愤至极，深感中国之亡，旦夕将至。“近来所见，无一不可骇可恸，直不胜言。……悲愤至于无可如何”〔1〕。 他唱出了那首近代有名的爱国悲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2〕。虽然当时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但谭嗣同已敏锐地感觉到它们与古代所谓夷狄有很大的区别：“古所称夷祸，犹是同洲同种之人，偶见为内外耳；今则别是一种，横来吞噬，又各有本领，特视此为外府、为鱼肉，岂复有相容之理”〔3〕。 帝国主义入侵别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领土野心，搜刮廉价的劳力，最终建立殖民主义统治，无限地增殖财富。“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是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作中国之皇帝；况和约遍地，可通商免厘，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各国必援利益均沾之说，一体照办耶？迨至膏血竭尽，四百兆之人民僵仆颠连，自不能逃其掌握”〔4〕。他仿佛已看到国家民族灭亡就在眼前， 不禁“眥裂血沸之情跃然纸上”〔5〕。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6〕。 谭嗣同例举香港华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在殖民地统治下政治、社会生活的暗无天日，以此警醒国民，不要长眠不醒，甘做亡国奴。“又不见香港乎？久为英之属地，而犹不许其立报馆，不许其联国会，其防民为加酷也。香港华民，为英钳束压制，莫能转侧，巡捕满街，日以刺取华民阴私为事，一言不谨，辄为逻者系去。故华民众无振兴之一日，甘为奴役，得不鞭扑幸矣。思之可寒心也。他若南洋印度之群国，非澳两美之土番，供役不为不勤，翊戴不为不久，又奴虏虐遇，生死惟命，何尝得免于薙狝之惧，而毫末畀以自主之权乎？呜呼！殷鉴不远，覆车在前，吾人益不容不谋自强矣”〔7〕。帝国主义为什么能够如此大规模入侵中国，蹂躏山河， 践踏人民，建立殖民、半殖民主义统治？这是与清政府的腐败颟顸分不开的。谭嗣同似乎朦胧地看到了丧权一定辱国，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他在抨击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掠夺的同时，对清王朝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谭嗣同谴责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傥来之物”，“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非惟国也，将含生之类无一家一人之不亡！”他对清政府顽冥不化、不思改革、不恤民困的行为极为愤慨，“庚申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决不变。至乎今日，奄奄一息”〔8〕。 正是从忧国忧民、振兴祖国这一基本的爱国信念出发，谭嗣同参与到变法维新这一伟大的改革运动中去。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以前，谭嗣同的思想尚处于变与不变的犹豫之中，那末在战后则坚定地认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就是变法，向西方学习。正是“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摒）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9〕。为了在理论上作出论证，他在短时间里就著述了《兴算学议》、 《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征》等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兴算学议》为人称道是：“心所欲言，皆经道出”，“谭子将将，为一邑开风气，即为天下开风气。危言笃论，实中肯絮”〔10〕。1896年末至1897年初，谭嗣同又写出了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仁学》一书。该书虽然驳杂，但其中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祖国振兴的祈求却是俯拾皆是、熠熠生辉的。维新变法的重要活动，谭嗣同也无不参与其中，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 帝国主义所以能够大规模入侵中国，恣逞凶狂，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另方面也因为它们有许多比中国先进的地方，中国只有通过学习先进，赶超它们，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谭嗣同反复强调“师夷”是为了“超夷”；他对改变民族屈辱的命运、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充满了信心，这是构成他爱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甲午战争以前，谭嗣同囿于旧识，曾坚信“夷狄之富，不足以我虚；夷狄之强，不足以我孤；夷狄之愤盈而暴兴，不足以我徂；夷狄之阴狡而亟肆，不足以我图”〔11〕。战争的炮声，和约的屈辱，将谭嗣同从睡梦中惊醒。过去坚信不疑、“稳操左券”的“圣人之道”竟然全不可靠，了无用处。经过痛苦的思考、蜕变，谭嗣同超越了传统的“夷夏之辨”，主张全变西法。顽固派攻击变法维新是“用夷变夏”，谭嗣同予以坚决反驳：“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夏乎？”〔12〕正因为不思进取，不求进步，所以“中国举事，著著落后”〔13〕。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是中国人民凶恶的敌人；又因为他们科技先进，生产力发达，且已建立了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又是中国应该学习的。近代中国思想家在面临这一难题的时候，是颇需辩证冷静的思考的。谭嗣同把外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做“先生”，自己甘当“学生”。他处理“先生”与“学生”关系的准则是“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14〕。态度可谓不卑不亢，既谦虚冷静又充满自信。在这一原则下，他具体阐发了“尽变西法”的主张，以求“自立”，达到“自强”。在政治上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把设立议院作为改革政治的首要之举，孜孜以求。康有为也是主张开设议院的，但在实际参与变法后，他又悄悄把这面要紧的旗帜收起来了。谭嗣同则是坚持这一宗旨不变的，并企图在湖南地方首先实践，以求在政治上迅速取得“自立”的基础。在经济上，谭嗣同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出发，主张大机器生产，鼓吹“商战”，冲破了小农经济狭隘的樊篱。他赞颂大机器生产的社会作用，认为是与“造物者同功的”，能使“人巧奋，地利尽”。西人既利用“商战”“灭国于无形”，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保护民族工商业，“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并采用机器生产，“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15〕。他大声疾呼“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是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基础，民族要生存独立，矿务、商务即“今之下手处”〔16〕。谭嗣同还企图从思想观念的变革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摇旗呐喊。他把地主文人极力提倡的“俭德”称为“贼德”，明确认识到封建小农经济思想对发展近代工商业的严重束缚“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所以他极力提倡“尚奢”。在思想文化上，他也主张要“变学术”、“变衣冠”、“变风俗”，其目的也是要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国家富强之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