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的历史，可以深深地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志士们的思想和活动，始终燃烧和焕发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矢志于改革事业的牺牲精神、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不尚空谈的求是务实精神。这四大精神，便构成了值得后人景仰、称道、继承和光大的戊戌精神。 强烈的爱国精神 面对19世纪末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形势，年轻的戊戌志士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大胆地冲破知识分子不得干政的禁令，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奔走呼号，宣传鼓动，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爱国政治运动，掀起了“公车上书”、“保国”运动和“百日维新”等一次次爱国救国运动的高潮。他们办报纸、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抨击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探求中国独立富强之路。他们创立学会，开办学堂，进行“合群”活动，以组织和扩大爱国阵营。他们还多次上书朝廷，要求早定图强国策，并积极参与戊戌“新政”活动，力图获取部分政治权力，把中国尽快推进到世界强国之列。 戊戌志士们矢志寻求救治中国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这就是：学习西方，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早在1888年的第一次上书中就指出，要抵御外敌，就必须变成法。只要变成法，学西方，那么十年之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即可“雪耻”。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他再次强调，变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策。在戊戌志士们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宣传下，“变法自强”的口号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个时期感召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他们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图，为垂危的中国开出了一味味救治的“药方”：政治上，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努力培养维新人才。这一味味“药方”，构成了全面变革，振兴中华的纲领。 戊戌志士们的其他活动也都突出了变法图强的时代主题。他们研究哲学，则积极宣扬进化思想，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为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服务。他们研究史学，则把学习、研究历史同爱国、救国联系起来。梁启超指出，历史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1〕，并把“史界革命”作为挽救中国危机的大事。 康有为更撰写《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史著，为光绪帝的变法维新提供依据。他们研究文学，也没有忘记文学与爱国、救国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为雪国耻，振民气，必须进行“诗界革命”，于是掀起了一股创作爱国新诗的热潮。谭嗣同吟出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下何处是神州”〔2〕的绝唱， 唤醒了无数忧国忧民之士的奋起。他们创作散文，则从改革文风入手，使文章明快晓畅、议论新颖、感情激扬，以达到增强变法图强宣传效果的目的。他们搞翻译，同样以爱国、救国为第一要义。严复翻译《天演论》，就是要让国人懂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道理，唤醒人们起来“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为更好地达到这一旨意，他匠心独运，采用意译的方法，运用他的流利畅晓的文笔、渊懿尔雅的文采，来抒发原作的精义。于是《天演论》震动了思想界，成为了人们变法维新的锐利武器。他十分重视对国人的资本主义启蒙教育，较系统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并附加许多“按语”，语重心长反复强调科学和民主是救治中国的必由之路。 由上可见，爱国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戊戌志士们的一切立言处事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君主即国家、忠君便是爱国的观念，严格地把清廷与国家加以区分。他们无情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指出国家非一人之国，一家之国，国家是“民之公产”，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3〕正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才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炽烈的爱国热情。他们虽不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朝，但矢志变革清朝的国体和政体，欲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他们虽然效忠于光绪帝，但他们是把光绪帝作为一位爱国的、维新的皇帝，作为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来认识的。因此人们没有理由认为戊戌志士们仍然局限在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窠臼中。 戊戌志士们把人民和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考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谈论中国时，往往说中国人没有爱国精神。梁启超则用甲午中日战争后许多爱国人士奋起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图强的事实予以驳斥。他进而谈到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时说：“须知我等说要爱国，并非爱国是当今一种美名，说来凑热，实觉非将国家整理起来，身家更无安全发达之望。……国家即我命根，我若不爱他不管他，无异不爱自己，不管自己。”“国家为我等人民之命根，国家整理不好，人民虽不冤死，亦要饿死；虽不饿死，亦要苦死。”〔4〕能认识到只有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人民才能安康，个人才能幸福，这是戊戌志士们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又一重要原因。 矢志于改革事业的牺牲精神 戊戌志士们都有较好的家庭条件和较可靠的社会背景，多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中康有为的先世为官僚，谭嗣同的父亲官至巡抚。他们天性聪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才气不凡。康有为37岁时考中进士，授官工部主事。严复24岁时被洋务派选送去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担任了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也早在17岁时中了举。时人看来，只要他们不“逆乎常纬”，就前程似锦。但是他们在世界近代潮流和挽救民族危机的感召下，宁愿舍弃个人前途，毅然走上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维新之路。 戊戌志士们为创建变法维新理论而呕心沥血。康有为抛开他所深谙的古文经而返求今文经。他精心装饰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师。他竭尽心智地去发掘今文经中的“微言大义”，宣扬经学中的进化思想，并把它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揉合在一起，以达到借孔子的权威、语言来进行变革的目的。梁启超聚精运神，从揭示“变”的趋势和因时因势主动变法的重要性入手，来论证变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谭嗣同则吸取多方面的思想养料，殚精竭虑，创立“仁”的学说，强调“仁以通为第一义”，“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5〕严复更是匠心独运，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去撞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思想堡垒。这样，在他们的精心构筑下，建立起了一套亦旧亦新，有西有中，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的变法维新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