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关于曾国藩的洋务思想研究的情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为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为第二阶段。现就两个阶段的研究分析如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期这段时间内，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研究的专门论著很少，但有些涉及。这一阶段的观点基本一致，主要是以范文澜先生的观点为代表。1944年，范老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系统而详尽地介绍了曾国藩的各个方面。文章认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他有意识地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需依赖外力，必需不惜丧权辱国的条件去交换外力”〔1〕。 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国民党反动御用文人对曾国藩的极力吹捧是一种极有力的批判，对于揭露反动派的卑劣伎俩，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从纯学术的角度讲，范老的这种完全否定说，也有它的偏激之处。建国初期，范老的观点获得史学界、教育界的认同。 1956年，牟安世出版了《洋务运动》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列强枪炮船只用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实际作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牟安世的观点也只是基本上重复了范老的观点。 60年代初，发表了一批有关洋务运动的论著。如黄逸峰、姜铎、金冲及、赵亲、祁龙威、夏东元、戴逸、吴松龄等人所写的关于洋务运动的论文，均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他们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军事科学技术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它代表的是反动的方向，促进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如姜铎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所进行的洋务运动，由于它的整个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反动的封建统治，同时，它创办的军民用工矿业又带有浓厚的垄断性，因而它对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曾经起着限制和阻碍作用”〔2〕。吴松龄说，在对外关系上，曾国藩不仅“坚持对外投降、妥协的方针”，而且还制定了一个“卖国投降的外交原则”〔3〕。姜、吴等人的观点， 实际上只是揭示了曾国藩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一个方面，即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对外软弱妥协的一面，忽略了他要“自强”、“制夷”的一面，并且“自强”、“制夷”应是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故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也是不公正的。除了这种普遍的观点外，在论述曾国藩等人办洋务的目的上还存在一些小的分歧。如戴逸说：洋务运动除“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外，还“有抵御外侮的一面”〔4〕。 夏东元说：曾国藩“创办近代新式军用工业的目的，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为了‘自强’，第一个证据就是1861年8月23 日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的那段话：‘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5〕。在这里，不论是戴逸所说的“御侮”， 还是夏东元所说的“自强”，均要比前面所述的只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的观点要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优良传统作风的恢复和发扬，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研究也开始走上正轨，发表了一大批有关曾国藩洋务思想研究论著。这些论著不仅涉及到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目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还就他的外交思想、海军建设等方面作了专门的论述。在论述过程中，学者们各陈己见，平等交流，互相争论，使研究工作一步一步的走向深入。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镇压国内人民革命，其性质是反动的，其作用是促进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持这种观点的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龙盛运、郑则民、王少普等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曾国藩等人在19世纪60年代兴办军事工业，“是为对内镇压人民的需要”，“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朱东安在《曾国藩传》一书中说：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政治上，曾国藩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实行妥协投降，在技术上主张“师夷智”。其目的“不过是为抵制和镇压人民革命，长保半殖民地地位，而客观上则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趋势，反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起了为虎作伥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各家表述虽稍有不同，但其观点基本一致。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曾国藩为“自强”、“御夷”而办洋务的一面。其实，曾国藩多次说过，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夺英法之所恃”，“隐图自强”，而后以“御夷”。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它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代文化，增强了国防实力，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的近代化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御夷”的目的，如左宗棠、刘锦棠率领西征军，消灭了由英俄武装起来的阿古柏侵略者，若没有曾国藩等人引进西方的军事科学技术，举办洋务，这也是不可能的。可见，上述观点有失偏颇。 第二，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其意义也是积极的。持这种观点的有杨国强、许山河等。杨国强说：当曾国藩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签订的条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从此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要摆脱这种困境，唯有以敌为师，“师夷智以造炮船”，以“期永远之利”。这样，曾国藩“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也就开始了他为“自强”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道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产生了非常有益的积极作用，使“师夷智”落到了实处，开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风气，引来了制器，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产关系〔6〕。 许山河说：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开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从而“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7〕。杨国强、 许山河的观点固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强”、“御夷”，如曾国藩办近代海军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侵略者的。但也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曾国藩在引进西方军事科学技术时，确有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这一点不予指出也是不全面的。在方法论上，也是以偏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