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中国近代早期倡导改革开放、致力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前驱，也是倡导思想启蒙、致力于中国人的近代化的先行者。他在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紧密相关、相互渗透的两大命题：其一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二是“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祛除“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他认为前者是“有形之兵”，是“兵机”；后者乃“无形之兵”，是“兵本”〔1〕。 魏源在近代之初提出的“制夷”与“平人心之积患”的两大主张和甲午战争以后日益明确的“救亡”与“启蒙”的两大主题是前后呼应、上下连贯的。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陈腐观念，显示了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思想家的睿智。然而，他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为主导潮流的阶段便提出心的改造，似乎更足以显示出他的思想的超前与先进。尽管后世更注意的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在他自己看来，“平人心之积患”应该是更根本的举措。本文对其“平人心之积患”的思想略加评析。 一 魏源生逢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停滞时代。用他的挚友龚自珍的话来说，当时的封建社会已如同“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清王朝已置身于盛世已去、乱世将临的衰世之中（《乙丙之际著议》，《尊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魏源和他同时代的同胞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振衰起弱，使陷于困境的清王朝重新振作，使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渡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呢？ 有意思的是，昧于时势的昏聩官僚与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思想家都相信立政之本在乎风俗人心，都选择了诉诸人心人性的道路。封建顽固派一再发出“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的呼声。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龚自珍、包世臣等人也认为封建制度的衰败，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于风俗人心堕落尤其是士林风气卑下造成的，也主张明耻、正心。既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东方文化派才主张以东方精神文明救济世道人心，也不是到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才想起要改造国民性。文化救国论是近代中国许多新旧人物共同拥有的一个梦想。 魏源自然也未能摆脱道在器先、人心为本的泛道德决定论的束缚。但是，他与旧道德家空言正人心、厉风俗有很大的不同。封建道德家极力维护纲常名教，维持闭关自守，拒绝任何文化变革，以“天理”抑“人欲”，取消人们个性解放的一切要求。魏源则深刻揭露当时社会风俗人心，尤其是吏风士习的恶浊，批判封建政教学术对人心人性的摧残，讲求实学与西学，呼唤学术风气的变革，倡导新的价值观念。他与龚自珍、俞理初等从传统中开掘出新的思想因素。但俞理初死于1840年，龚自珍暴卒于1841年，而魏源得享天年，看到了鸦片战争的败局，也更具备讲求西学的条件。因此，与龚自珍等人相比，他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以更加开放的心灵谈论“平人心之积患”的问题。 不过，他在说明为何“平人心之积患”是立政根本，是克敌制胜的兵本时，并无多少新意。他从传统“正人心”说，从道德决定论出发，强调人心是客观事物及其法则的本源。除了《海国图志叙》，魏源在其他重要论著的叙言中，也都强调了人心为本。《大学古本叙》指出：“知本之要，致知、诚意而已。”《皇朝经世文编叙》提出：“事必本夫心”，“法必本夫人”，“物必本夫我”。认为“心”、“人”、“我”是事物的根本。《圣武记叙》也提到：“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他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论证了以人心为根本的思想： 1.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宣扬心力决定论。魏源年少时即“究心于阳明之学”，深受陆王心学的薰染〔2〕。 他根据王阳明“吾心即宇宙”、“万物皆备于我”的学说，把主观世界的精神意志说成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他极度夸大精神的作用：“‘万物皆备于我’，是以神动则气动，气动则声动，以神召气，以母召子，不疾而速，不呼而至。大哉神乎！一念而赫曰，一言而雷霆，一举动而气满大宅”〔3〕。 他把精神因素作为解释历史、解释人类社会现象的终极原因。 2.通过强调人才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进而强调风俗人心对振衰起弱的重要作用。魏源多次强调人才对于振兴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他比喻说：“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4〕。山川没有草木， 便没有生气；国家没有人才，就不能兴旺发达。他指出人与法相比，人比法更重要，“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 得其人能立法矣”〔5〕。又指出才与财相比，才更重于财。“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6〕。至于人与武器比较，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 “器利不如人和”。因此，《海图国志》虽重视武器，提倡学习外国“船坚炮利”，却更重视人的作用，以“平人心之积患”为克敌制胜之本。 总起来看，魏源重视武器，与顽固派空言人心而完全排斥技艺相比，更有可取之处。他重视武器，但不唯武器，重视人的因素，也有合理的地方。但他的“平人心之积患”的思想难以摆脱道德决定论，存在着过于夸大人心之作用的偏颇。 二 魏源着重批判了当时社会风气的两大弊端，即“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也就是蒙昧无知和空虚不实。 首先是蒙昧无知。由于清政府长期执行了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当时朝野上下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茫然无知。魏源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他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也深刻了解清朝统治阶级昧于“夷情”的陋习。他揭露清政府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7〕。 揭露封建顽固派愚蠢到“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8〕道光皇帝也竟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9〕魏源明确否定了顽固派华夷之辨的陈腐观念， 他指出“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