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使节制度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总体上看，清季使节制度的近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1861年到1875年的尝试阶段；从1875年到1894年的建立阶段；从1892年到1911年的纵深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丰富的内容、鲜明的特点，本文只就第一阶段尝试阶段作些粗浅的论述，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的回顾 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向华遣使达25次之多，命运之神多次叩响中国的大门，但是，乾嘉道咸时期的清政府与命运之神擦肩而过，没有捕捉住这些机会。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中国人的外交价值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妨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世界的正确认知，生长在这种封建文明躯壳里的中国政府很难平等地对待域外的民族，国防和外交也只有在与国家安全问题相关时才偶尔显示出它的意义，在更多的场合，则多半成了一种炫耀国威、唯我独尊的宣传工具。 乾嘉时期的清政府中衰之象已现，但鼎盛之形犹存，正所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1〕因此，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在中国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不可能重视前来叩关的西方国家。正因为如此，它对于来华的西方外交使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严加排斥，没有引发出丝毫的兴趣。不但如此，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不贵其物，惟贵其诚”〔2〕，满以为“天威能使万心降”〔3〕，西方国家可以被感化在中国儒教文明之下，对于天朝体制顶礼膜拜。在乾隆时期，清政府把马戛尔尼使团当贡使团接待。在嘉庆时期，清政府把阿美士德使团也当贡使团接待。结果是两次交往，双方都未能如愿以偿。对于来华的西方使团，嘉庆皇帝谕曰：“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4〕。充分显示了蔑视西方、唯我独尊的大国文化心态。 鸦片战争后，时移势异。两次鸦片战争表明了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方国家已经滋长了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野心，在外交上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手段，决心用强力来打破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关系。但是，道咸时期的清政府仍旧缺乏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保留着天朝大国的空架子，继续推行着闭关自守的传统御外政策。 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虽然态度动摇，剿抚不定，但是，他仍然感觉到来犯英人“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5〕，因此， “惟有会集各路官兵，一意进剿，设法进攻，扫除异类，务使片帆不返，尽数殄灭，方足以彰天讨而快人心。”〔6〕尽管在实际上他也不得不于某种程度地接受西方，但是，这决非道光皇帝之所愿为，也非清延政策倾斜之重点。尽管清政府接受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但是，在统治阶级中口服心不服的心态，反而愈加膨胀，没有人去认真的检讨外交政策。 咸丰皇帝继位后，很想在内政外交上有所作为，对外政策趋向用强，对于西方使节提出的新要求，严排固拒，但也没有去认真地研究西方。例如，在1854年，咸丰皇帝在两江总督怡良关于新任美使表麦请求晋见皇帝而上的奏折中有这样的批示：“固不必激其另生枝节，尤不准迁就了事，万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羁縻之形， 适足启该夷之要求也”〔7〕。即使在1858年广州陷落，部分地方大员如直隶总督谭廷襄等奏请清政府能否将英、法所请通商、保教等事“先行办理，以解危机”〔8〕时，他仍然严厉批评谭不识大体，指出“现在广东省城尚未交还，叶总督尚未送回，岂有不加罪反与加恩之礼？”并指出《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断难更改〔9〕。待到签约时， 咸丰皇帝指示中方代表：公使驻京，“为患最钜，断难允行。”〔10〕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在情势发生剧变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的传统外交政策，没有对时代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 然而，道咸时期的闭关外交与乾嘉时期的闭关外交不一样，在乾嘉时期，由于国势鼎盛之形犹在，傲视西方仿佛还有本钱，因此，把西方使节当作贡使接待并不感到是在用损人利己的办法维护天朝大国的威严，好象东西中外的格局本来就该如此。而在道咸时期，大国梦在事实上已经开始破碎，因此，这时期的清政府仍以天朝大国自居，硁硁不与人交接，拒绝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就成了自欺欺人。而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骗术态度妨碍了道咸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西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时，清政府中比较务实的洋务派才以比较积极、主动、求实的姿态接受西方事务，对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即所谓“今日夷务，在筹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11〕。近代使节制度也终于在这一历史情境下被当作一种处理中外关系，解决中外矛盾的手段而步入它的尝试期。 二、痛苦的选择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要从中世纪的外交体制中走出来，采用西方的使节制度，选择和适应面临着重重困难。 首先，它是被迫的，非自愿的，这也是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西方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才被移植到东方世界。在西方，它是社会内部的发展滋生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而在东方则完全相反，它是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造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它是被当作救亡图存的一种手段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即所谓“外患亟而使职重”〔12〕。因此，外因是它发展的前提。可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长期以来，无待外求，“诸边藩属文教，不如中国之懿美，时生倾慕，遂使中国日有侈心，自以为金瓯永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至中国绝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13〕，也就是说，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本来就构成了向外学习的障碍。而在近代中国，西方侵略突如其来，不断地打击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把中国从天朝大国的至尊地位上拽下来，推向被列强侮辱的痛苦深渊，这就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狂热情绪，并且又很容易导向盲目排外的歧途，使得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倍加艰难。因此当一部分逐渐觉醒的中国人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并不能摆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困境，而只有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才能制夷时〔14〕；当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路上艰难跋涉时〔15〕；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却是无法摆脱的。正所谓“打脱牙，和血吞”〔16〕，不得不忍辱负重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