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众多史论史著，几乎一致认为，1913年3月20 日宋教仁被刺随即身亡一案发生后，孙中山即敏锐地看出，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主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提出“联日”、“速战”，主张先发制人，迅速展开斗争。经仔细爬梳，特别是对新近在国内外发现的有关史料的考订，我们认为，这是把孙中山对如此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与处置态度过于简单化了，不合史实。要知，孙中山处置“宋案”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它不可能不受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影响，随着这种那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强弱，他的态度不可能没有变化。本文拟对这一演变过程作一蠡测，试图从一个侧面“寻找真实的孙中山”，“寻找对孙中山的新的理解”。〔1〕 一、事先，孙中山并无精神准备 袁世凯处心积虑，蓄谋排除异己，孙中山在事先有所觉察吗？没有。这得从追述往事说起。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会谈，商讨国是， 在京居留长达一月，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与袁晤谈达13次之多，双方“颇为融洽”。孙一再对报界公开表示，明确“赞助袁氏，使为正式总统”；〔2〕认为，解决内政、外患之根本在于“发展物力， 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因此，他决心“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3〕袁为迎合， 特授孙“筹画全国铁路全权”。10月，孙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并设立了“铁道督办办事处”，钻研铁路工程资料，规划铁道建设。 孙中山南返途中及抵沪后，即向党人宣传：“袁赞成共和，……出于真诚之意”，随后又西上江阴、镇江、南京、安庆、南昌、九江、芜湖等地，除继续宣传他的铁路计划以外，“辄务宣达”袁世凯“爱国之真意，经邦之大猷”。〔4〕不仅自己对袁世凯不疑惑，不戒惧， 也使广大党人、国人对袁崇信不已。 孙中山口口声声“舍政事”，但对中日亲善，却心慕神驰，时刻萦怀，一而再地向袁世凯建议把它定为国策。1912年11月16日密电袁说：“华日联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时，当可办到。”〔5〕再次向袁请命。随即积极筹划访日。次年1月和2月，又连续两次密电袁世凯，“请先式程式”〔6〕及“将我政府最近之对日、对俄方针， 详为指示”〔7〕。预计“往返四星期”〔8〕，2月10日起程， 只因宋案突然爆发，党人催促，才于3月23日起程回国，25日抵沪， 大大超过原定行期，如若不然，还不知要延长多久。 孙中山返国抵沪当日，其第一件事即密电袁世凯，报告访日经过。电文说：“此次游日，向其朝野官民陈说中日联和之理，双方意见极为浃洽。其现政府已确示图两国亲交之真意，此事于东亚和平，极有关系。望公决定方针，筹划进行。”〔9〕27日，出席国民党交通部宴会， 郑重要求“今后我政府人民，对于日本及各友邦在民国之正当利益，均不必限制太过，以伤感情”。叮咛党人“逢人解释，使中日感情亲密，共享和平，则东亚大局幸甚。”〔10〕还公开致电北京参议院、国务院、各省议院、都督：“深望我全体国民，共明斯义，力图见诸实事，于国家大局，实为厚幸。”〔11〕 事实说明，孙中山在“让位”后，特别是在北上会谈后，对袁世凯是失去警觉、失去戒备的。“时局之大势”，处于孙中山“向来坚持主张袁世凯中心说”〔12〕的氛围之中。访日归来，也仍想在表面上维系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平和关系，毫不中断地推进他此次访日开创的“馨香崇拜”〔13〕的中日新关系。 二、事后，孙中山对宋案处置的分阶段态度 第一阶段，3月末到4月初： 回沪的当天晚上，孙中山、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定解决宋案的策略。次日（26日）孙即找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密谈，向他通报了党人高层领导昨晚决策的情况：“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袁排斥之。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并向有吉明表明心迹：“本人素来排解他人对袁之责难，对袁世凯予以十分之同情与援助。”最后，“恳切希望日本政府于此时予以十分注意”，频频以时局为虑。 孙作上述谈话后，心想“莫不表示真诚与我国联好之意”〔14〕的日本国朝野上下，会如他企盼的“予以十分注意”而有所举措。不料，日方连日反响沉默、冷淡，坐壁上观。孙按捺不住了，五天后，即31日，又一次找有吉明密谈，会餐。这次再也不使用外交辞令了，而是直说，希望“各国对袁世凯施加‘pressure（压力）’，使其退让”。对此，有吉明感到分外惊诧与疑惑，反问道：“如希望由以上关系各国对袁施加‘pressure’，则是否与希望各国干涉内政具有同一意义？”孙的回答十分巧妙：“‘pressure’虽迄未施加，而由列强‘hand（插手干预）’则十分可能。怯懦之袁世凯，或可能直接透露退让之意，然则允诺予以十分之荣誉，使之退却而获圆满之解决，此在具有半独立国外观之中国而言，殆不属干涉内政也。”有吉认为，“难予实现”。其理由是：“一面对蒙古问题等困难涉外事件之克制容忍，一面徒事内争，于国家之将来，实堪忧虑。” 所谓“涉外”“蒙古问题”，是指1911年底外蒙库伦的“大蒙古国”的“成立”。此时其傀儡当局正在沙俄后台怂恿下，于1912、1913年间，数次派兵大举南犯沿边各地，梦想把内蒙也囊括进“大蒙古国”的版图。从日本国在华利益考虑，有吉认为，应把抵制沙俄的贪婪扩张摆在第一位，中国革命党应与政府合作，一致对外：“大事面前，不咎小瑕。国内问题，让之异日。”可是，“孙更再三谓袁奸谲不足恃，尤以近来鉴于袁愈益讲求收揽权力之策，若现时不能敌彼，则他日彼之势力愈益巩固，势将难以抗衡”。“意志”“坚定”地准备“纠合各都督，实行与袁之武力相对抗之策”，他自信“即如军费，南方亦充裕无疑。于南方组织政府亦可能巩固”。乐观地认为，“至迟一年之内，北京当受制于南方”。在孙看来，“并非不重要之蒙古问题，亦不得已而暂时闲置之”。据来自北京的情报，袁可能杀害在议会上提出弹劾案之议员，因此，弹劾案将不克提出，或可能虽提出而不可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