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以农民主体的群众性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爆发，一方面是广大群众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这一危机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的危机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对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其严重的盲目排外倾向和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等方面。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冲突；盲目排外；封建迷信；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5 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然而，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排外倾向和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这既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表现方式，同时也体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对广大群众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盲目排外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表现，同时也包含了在民族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危机的背景下异质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因素。 义和团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它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融和了多种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而逐步演化发展而来的。它早期的口号隐含着秘密结社“反清复明”〔1〕的意思，1900 年春夏运动形成高潮时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失败后则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可以说，“灭洋”是义和团的基本口号和目的，是义和团排外思想的集中反映。“灭洋”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洋人、洋教、洋货以及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人和事物的一概杀灭和毁坏。 应当说，义和团的“灭洋”排外，首先是广大群众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受抵御外侮的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而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的反抗，其中包含了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维护切身利益的经济因素，有其正义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本文不作详细阐述。 然而也应看到，义和团的“灭洋”排外又是笼统的，他们不加区别地逐杀一切洋人、洋教及与“洋”有关的人员，毁坏一切洋货，带有严重的盲目排外倾向。这种严重的盲目排外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背景，一定程度上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传统文化日益呈现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异质的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是在外来侵略势力加剧下本民族文化心理得到尤为突出的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包罗万象的丰富的文化体系。敬天崇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项根本内容，与西方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观”有着难以弥和的矛盾，而中国社会的泛宗教性、泛神论也与基督教严格的一神论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两种文化，就内容而言，有一种内在的排斥作用。但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在历史上它是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而逐步丰富、完善起来的。它并不完全排斥外来文化。事实上，无论是二世纪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是唐朝时就已在中国有所发展的早期基督教——景抑教，或是十三世纪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甚至是十六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天主教，都能在中国社会得到一定的发展，甚至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近代的基督教文化，则仰仗着帝国主义的武力以实现其“基督征服世界”的野心，带有鲜明的文化侵略性质。近代的传教士们也不象他们的先驱那样认同和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风习，而试图将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社会纳入到基督教的文化体系之中。他们叫嚷：“吾非除旧何由布新？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2〕对于传统的民间习俗，更是“极口诋河，谓为绝大罪业，上帝所不容”。〔3〕在这种文化侵略政策下，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呈现危机状态。于是，两种文化固有的矛盾被激化了。从这方面讲，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高峰。 敬天祭祖，是体现传统伦理纲常的一项根本内容，它支配着包括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的意识。作为敬天祭祖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实行偶像崇拜。基督教则严格对上帝一神的崇拜，禁止偶像崇拜。传教士们无视敬天祭祖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他们捣毁供奉神像的庙宇，毁坏各种偶像，干涉群众的敬天祭祖活动，最容易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义和团揭贴中的“天主耶稣教，欺灭神圣，忘却人伦，恼怒天地”〔4〕及“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5〕等内容就是传统的敬天祭祖、偶像崇拜与基督教一神论冲突的反映。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男女关系方面得到了尤为严格的体现。在传统观念中，有所谓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男女之防猛于虎的说法，男女之间存在着渊源之别。无论是在社会活动还是在家族内部事物中，男女之间都有严格的伦理规范约束。基督教文化，尤其是进入近代的基督教文化，则没有严格的男女之防，妇女可以抛头露面，参与重大的社会活动，教堂则实行男女同堂礼拜的仪式。这些活动在有着根深蒂固的男女伦理观念的人们看来，是紊乱伦常，伤风败俗。义和团揭贴中有“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6〕的内容，他们武断地臆想入教后的种种乱伦行为， 甚至把西方人的生理特征都归咎于假想中的男女乱伦的结果。尽管这里有号召人们反对洋教的因素，但却是荒唐的，它体现了义和团对异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基督教文化的反感。 义和团反对教会、捣毁教堂，还有一个文化心理原因，即受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风水观念是建立在作为传统文化骨架之一的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神秘主义文化，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在村落的部局、建筑模式、民宅和基地的选择方面起了相当的支配作用。人们是将对风水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崇拜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联的。传教士们强占田地，捣毁房屋庙宇，修建教堂，在人们看来，是破坏了当地的风水。尤其是尖顶高耸入云的教堂，与中国传统角隅平直的建筑风格迥然相异，遭到人们普遍的反对，认为它遮住了天，挡住了风水，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在义和团看来，“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遮住天”，〔7〕他们宣扬，捣毁教堂，逐杀洋人， 就能使“猛雨往下流”。这固然有利于人们在大旱之年祈求降雨的愿望达到“灭洋”的意图，同时也包含了风水观念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实际上是获得政府认可的维系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它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封建政府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宗族以血缘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组织和维系着同一宗族成员的社会生活。宗族的领导者，多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担任。这些乡绅在宗族社会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实际上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和体现者。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对异文化的入侵很自然地带有抵触心理。而传教士们包揽词讼，排难解纷，设立学校，举办其他慈善机构的活动，严重侵犯了乡绅管理宗族社会的权力，威胁着他们在宗族社会中的威望。尤其是教会广泛吸收教民，使大量的教民脱离了宗族社会，宗族社会面临瓦解的危险。这是乡绅们所不能容忍的。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爆发过乡绅领导的反洋教斗争。乡绅的排外情绪，极大地影响和感染着宗族成员。而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团众中，就有许多宗族社会的成员。同时，义和团本身又是一个松懈的反帝爱国组织，接纳一切反洋仇洋的人，这其中就有乡绅的加入。义和团的揭贴，有许多是出自乡绅之手。乡绅的加入，对义和团的排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