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不在于坚持还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对中体西用的不同理解和运用。维新论者把西政引入中体，把西用引向开民智、兴民权、设议院的变法理论，使中体西用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 洋务派 维新派 中体西用 比较 一般认为维新派与洋务派在维新期间的思想分野，集中体现在坚持还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别是张之洞《劝学篇》的发表，全面阐述中体西用，显示出与激进的变法主张格格不入。然而，更多材料证实，维新派大多又是“中体西用”论者。因此，对维新派与洋务派关于“体用论”的主张，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 一 关于维新派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一些论者常引用严复《论教育书》中的一段话：“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1〕该文发表于1903年。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从未正面批评中体西用。相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首领都赞同中体西用论。 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显著特色是“托古改制”。在此旗号下，康有为十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儒学的先进。他的变法文化观似乎较之中体西用更古香古色。1891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时，强调办学“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直到1898年，他仍坚持“乃谓今日，非维持人心，激励忠义，不能立国，而非尊孔子无以维人心励忠义。此又变法之本。”〔2〕在康有为的思想深处， 仍是中体西用的中西学术观，即“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讲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3〕 梁启超秉承乃师变法宗旨，在中西学术上与康有为并无二致，他在代拟《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中全面阐述：“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中西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者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4〕1896年10月， 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也强调“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5〕即使是维新变法的著名理论家严复， 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自然、社会科学、进化论等的同时，并不排斥中学为体。谭嗣同一方面大声疾呼冲破罗网，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学的本体。可以看到，维新变法的思想家们尽管对西学的认识和理解上有较大差别，对中学的理解也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然而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则是一致的。他们基本上是用这种框架处理中西学术关系。所不同的是，尽管维新派坚持中体西用，但他们对中学和西学的认识较之洋务思潮又有新的发展，也就更带有时代特色。 二 维新思潮兴起于洋务思潮30年后，其间经历了中法、中日战争，经历了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资产阶级产生、初步发展并形成一定的政治力量的过程，人们的西学认识也有了明显深入，完成了从学不学到怎样学的初期阶段。学有成效和失之偏颇都在中体西用框架中逐一展现。时代渊源、思想沿革，都向维新派提出了承继与革新的双重课题。在这种背景下，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显示了与洋务思潮不同的理论特色。 洋务思潮发展过程中“采西学之体以为中用”和西学自有本末，大本末与小本末一系列新西学论的问世，使人们的西学视野进一步拓宽。在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中，中体和西用的含义都有一些实质性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归功于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随着西学东渐，人们自然会遇到中西文化各自的体系、核心以及相互冲撞融合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分歧。许多思想家一方面身体力行于洋务活动，一方面又鸟瞰洋务运动的进程，洋务发展中的各种弊端尽收眼底。因之，又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洋务思潮的理论不足。指出其“弃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6〕，导致学无成效。特别是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 人们的西学视野进一步开阔，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继洋务思潮又有新的突破。 与洋务运动初期的情形不同，7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翻译西书大量面世；二是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走出国门，直接感受西方社会。这部分人如郭嵩焘、王韬、郑观应、严复等对西学的了解和传播，为维新思潮的形成起了理论先导作用。在对洋务办学的反思中深化西学传播。“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自立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其未尽一也。”〔7〕他们认为中西都有自己的先圣， 也就有各自的灿烂学术成就，都是对真理的一定程度的认识。“盖非常之辈天何尝择地而生？我国有非常之人，岂他国无非常之人乎？则我国有前圣之制作，岂他国无前圣之制作乎？且他国无前圣之制作迭兴、继续之以克驽夫前圣者乎？”〔8〕在对西学中源的批评中， 逐渐认识到西方格致说、人文哲学、政治学说等都有自身渊源和价值，摆脱“礼失而求诸野”的西学东渐模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学本末的划分。尽管体用、本末、道器、主辅等都是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他们运用于评判西学，就深入了对西学的认识层次。维新派对西学的体用划分，受到郑观应的很大影响。认定“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9〕梁永超概括为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 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