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 从本世纪60年代至今，台湾学者问世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窦宗一的《李鸿章年（日）谱》、李守孔的《李鸿章传》、雷禄庆的《李鸿章年谱》和《李鸿章新传》（上、下）。至于论文那就更多，从台湾出版的15集《李鸿章传记资料》和15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中可得证明。台湾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李鸿章是一个基本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李守孔指出：“鸿章在清季为不可多得之人才，欲求中国富强之心始终不渝。能忍辱负重，不避劳苦是所长；弥缝偷安，留恋权位是所短。能立功于闭关自守之时代，但无法周旋于列强角逐之国际舞台。其以一词臣典掌兵戎，转战南北，总制北洋，内参枢机，外当交涉要冲，垂三十年，目光之远大，手腕之敏捷，迥非时人所能及。”“鸿章以中上之才，因缘机遇，成不世之业，然不幸缺乏近代知识，上受制于腐败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而周旋于列强之间，移祸避衅，使清廷苟延数十年之国运。”“姑不论其功过，其为近代中国之枢纽则无异言也”〔1〕。雷禄庆持有类似的观点。 他说：“鸿章的长处，第一是眼光敏锐，认识时代最清楚。”“第二，勇于任事，不避困难。”“第三，不畏谤言，忍辱负重。”“撇开鸿章的一些小缺点不说，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集文事、武功、内政、外交于一身的伟人，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能有几个？他的真知睿见以及一些创造性的成就，不能不令后人感到佩服！〔2〕”程靖宇更称李鸿章为近代中国“最早的醒狮”，“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家、军事家、统帅、外交家、实业家”〔3〕。 窦宗一则把李鸿章放在一个广阔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李鸿章所生的时代是中国在满清帝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曲线极高点开始下降的局面，而李鸿章所处的世界，却是欧洲民族所创造的民主科学与工业的现代文化发展曲线开始上升到极高点的阶段……。这一起一伏的曲线交叉点，便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和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的悲剧。近代中国所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不经李鸿章签定者，哪能完全怪他。〔4〕”还有人称李鸿章对“如何抵抗外患，如何维持社会安定，如何促使国家富强，无不表现出亟切的关怀”〔5〕。 二、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对起于19世纪60年代终于90年代的自强运动的总体评价，台湾学者基本上是肯定的。对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关系，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6〕。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是“主张现代化的李鸿章”〔7〕。 “同光间的维新事业几乎全由他创设的”〔8〕。李鸿章“支持晚清的政局，身任外交的要冲，其眼光毅力， 都值得我们佩服。他的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较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9〕。 程靖宇指出：“洋务运动推行了近三十年，李鸿章是这三十年此一运动的不成文的执行人，也是主张洋化派的领袖。他与思想方向完全迂腐的顽固派相争……终于他建设了新海陆军和许多新企业。否则在中日战前，早已不能做朝鲜的‘宗主’了，而且也未必有资格和东洋正式打一大仗。〔10〕”王开节认为：“晚清继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后，其对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之影响力最大者，当推李鸿章”〔11〕。谢延庚先生详细分析了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凭借，一是精于外洋器物的名声，二是统率西化的军队，三是精外交洋务于一身，四是直隶总督的特殊任务，非常的际遇和识见，是李鸿章能够倡导并主持甲午战前洋务运动的原因所在。吴章铨先生则剖析了李鸿章的商务思想，他指出：充分认识了商务在当时国际事务和富国强兵的要求中所占的中心地位。他所倡导的以商务支持整个洋务的原则，可说是洋务运动中商务思想的中心概念，也是同光时期商务思想的正统。“李鸿章思想中的商务，本是相当广泛的。他有民间工商发达，豪富兴起的想法。不过他主持的洋务运动内的商务活动，却围绕着以商养兵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商业系统，由官方主持、官方领导，所以是亦官亦商的活动。它的内容往往和军事财政上的需要有关，这是商务运动的特色。因此，自强运动中的轮矿路电四大政务，同时并是商务的建设。”认为官督商办“是李鸿章执行商务时，为客观环境所迫而创造的制度。”“企业性的商务活动，因为有官督商办制度的支持，所以比当时微弱的私人企业有成就。此外，李鸿章系统的企业规模较大，生存能力较强，为中国早期工业奠定了一些基础。而且如非李鸿章商务思想的宏远，洋务运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12〕。 三、李鸿章与近代中国外交 （一）李鸿章与中日外交 在李鸿章30年的外交生涯中，对日外交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王学书说：“李鸿章之初履外交，即以新起之日本为对手。”“日本是向中国正面砍来的一把屠刀，李鸿章如何千方百计地来防止这把屠刀真是惊险万状。结果，李鸿章于甲午一役后，马关议和时倒了下去，结束了他二十六年对日本外交生涯”〔13〕。 王玺撰文剖析了李鸿章主持中日订约的过程和历史意义。他指出，当日本遣使来华求约之时，李鸿章力排众议，坚持同日立约修好。其目的有二，一是“防日之侵略”，二是“联日以制西”。他所主持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不仅为中国空前未有之平等条约，即对日本而言，亦为其平等条约之嚆矢”〔14〕。梁嘉彬则认为：“李鸿章对日本无特殊认识，只从原则确定交涉纲领，又其对日见解，多从明代倭寇往事得来。”“其实此时的日本已非昔年的倭寇可比”。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在外交上“避西进东”，主动与华缔约，实为取得与中国平等地位，为侵略朝鲜“藩属”寻得便利。“李鸿章每自诩中日修好条规为彼之得意杰作，乃不知日本因此直至1895年之马关条约，始获最惠国待遇条款，遂在马关条约内变本加厉”〔15〕，攫取更大的特权。王学书则指出，李鸿章确是对日本主动来华缔约的用意认识不清，但“鸿章能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与日本订立了平等条约，是难得的。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了最惠国待遇的不平，乃竭力相争，利益均沾绝不能允。他已知争其所当争”〔16〕。 台湾学者对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的李鸿章的评价是一致的，即认为李鸿章对国际大势缺乏了解，被日本的凶焰所吓倒，屡屡上书朝廷，对日交涉只可言谈，不可动武，结果改变了朝廷的初衷，对日交涉走向妥协、退让。《北京台事专条》不仅付出了50万两白银，且“使数百年来的属国琉球平白失去”〔17〕，“此为彼（日本）兴我（中国）败之大关键也”〔18〕。 在琉球问题上，梁嘉彬认为：“归纳中日史料，自1874年日本征伐台湾生番之役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每当日本武功派对华冒险，皆因李鸿章力主容忍而侥幸成功，每当日本文治派对华退让，皆因李鸿章力主拖延不与确实解决而意外失败，琉球交涉即其一例。此种外交不但给中国极多不利，抑且促成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之发展路线。〔19〕” 在连绵几十年的中日朝鲜问题交涉中，作为清朝首席外交大臣的李鸿章表现如何？对其如何评价呢？台湾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维护“天朝上国”的尊威和加强国防力量考虑，李鸿章是力保朝鲜的。王学书指出“鸿章对日交涉主要为朝鲜问题，其所最措意者，亦为朝鲜。”“李鸿章对伊犁及越南问题都主张消极，以便集中力量保朝鲜”〔20〕。梁嘉彬认为“李鸿章之对日外交，以有关于朝鲜者为最失败”〔21〕。王学书又指出：李鸿章对朝鲜的政策不是前后一致的。“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与总署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皆谬于传统的宗属观念，推诿责任，对于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不干涉也不负责。”《江华条约》签订后，尤其是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任用袁世凯控制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于日人势力之排斥更不遗余力”，“处处都表示了中国宗主地位，一改昔日袖手不管之态度，而积极干预”〔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