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知名学者的论文相继结集出版，李时岳先生的《近代史新论》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新论”所阐发的一些重要观点，当初发表时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轰动，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今天当作者把它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很快便告售缺。这个事实，表明了广大读者对新时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的关注。本文探讨的，是这本《新论》在新时期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近代史学科发展的角度，去把握它的价值和影响，剖析它的成功和不足，以期对今后的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 《近代史新论》的开篇文章《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在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中，是最为学术界瞩目，被引用的频率最高、得到的赞扬和受到的责难也最多的一篇文章。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它的价值所在，首先不能不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学术氛围作些回顾。 “四人帮”肆虐的十年中，科学遭到空前的践踏，人民无自由、学术无民主，除“影射史学”、“阴谋史学”外几无史学。因而，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在思想理论上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便成为史学界刻不容缓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此形势下，《历史研究》杂志在中国大地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时刻，于1978年底1979年初先后发表了《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打破党史禁区》两篇文章，拉开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帷幕。近代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先后发表了《重评洋务运动》、《重评多余的话》、《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陈独秀和新青年》等文章。应当说，这些文章对当时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前导作用，但其中的缺憾也很明显，这些文章针对的，仍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局部问题，他们的突破，还不是根本性的，所返之“正”还是文革前特别是五十年代之“正”，对五、六十年代的体系与观点，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冲击，在近代史学界还远不能起到震聋发聩的作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这篇文章与上述论文不同的是，它不仅对十年动乱时期的诸种谬说进行了批驳，而且也对“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已被人们奉为“定论”、并且也被作者本人过去长期信从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提出了怀疑和冲撞。它的基本观点就是后来被人们概括的，并一再引起争论的“四个阶梯论。”但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气氛，最初人们对它的异议尚未集中在体系问题上，而是集中在洋务运动问题上。 解放以来，洋务运动长期被贬为反动的、卖国的历史事件而予以全盘否定。60年代初，姜铎先生曾试图在肯定洋务运动本质上是反动、卖国运动的大前提下发掘一点洋务运动的客观进步作用，但由于当时日渐高涨的左倾，正常的学术讨论已不可能，姜铎先生的观点迅即遭到一片反对与批判。“文革”期间，更把洋务运动和崇洋媚外视为同义语而列入禁区，无人敢于问津。粉碎“四人帮”后，姜铎先生又及时提出了重评洋务运动的问题，但立论的前提仍是把洋务运动定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运动”。〔1〕这样，“重评”， 实际上仍局囿在旧的规范中，仅是对五、六十年代的定论进行某种修补。 李时岳先生则首次把洋务运动列为“近代中国前进历程的重要一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并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枝节的改革也比顽固地守旧好些。”〔2〕 李先生上述观点的提出，在史学界立即引起强烈震动，一些学者迅速就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赞成者明确肯定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以推动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反对者则大都在洋务运动的起因与目的上作文章。形成了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第一个学术讨论高潮。讨论中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僵持不下。 为了打破洋务运动研究的僵局，将其进一步引向深入，李时岳先生于1980年12月在吉林大学倡导并主持了建国以来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分别就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性质和作用、洋务运动的买办性、洋务运动的分期和演变、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洋务运动的结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会后，李时岳先生根据会议争论的焦点，在1981年3月1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洋务运动》一文，集中就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更加清楚地阐述他的观点。文章认为洋务运动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它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3〕 上述论断，虽一再强调和人民斗争间的曲折联系，但作者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必须根据经济发展变化进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必须考虑经济后果，即不仅要探讨其阶级根源，更要探讨其经济根源，从经济角度判断进步与否，而不是抽象地考察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公式化、绝对化。这样做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4〕这实际上是为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 提出了新的理论标准。 在此后有关洋务运动性质讨论中，尽管有人仍然在洋务运动的动机、目的上作文章，否认洋务运动具有进步意义，但已显得日渐低落，因为评价标准已越来越清楚，就象有的学者明确强调的那样：无论评价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社会实践，是阻碍生产力发展，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5〕对洋务运动是肯定或否定， 也只能根据洋务运动本身的实践作出判断。按这一标准，对洋务运动就应基本肯定。〔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