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起步时，同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近代化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本文通过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谈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中日两国由于社会基础不同，民间伦理具有各自不同的结构和内涵，这就导致了上海和长崎民间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风习和伦理结构的变化。 在关于东亚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基于东亚某些地区经济崛起的事实，提出东亚汉文化圈的儒家民间世俗伦理，与韦伯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对于同化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正面作用。然而，如果考察一下东亚各国近代化的实际进程，就会发现，各国以儒教为主导的民间伦理不仅内涵有许多不同，而且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也差异极大，这一点特别在与近代西方接触的早期更为显明。如在日本，民间儒家伦理对于同化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相比之下，在中国则不能说成功。那么，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起步时，同奉儒家伦理为正统，而其命运却如此不同呢？下面就通过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这两个中日早期通商城市的不同的社会风尚——这一民众群体性的行为方式，及由此反映的民间伦理的不同结构及其变化作一番考察比较，大概会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19世纪中叶的上海与长崎 上海和长崎都是在19世纪40和50年代以后，分别作为中国和日本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通商贸易的急剧增长，而迅速发展为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商务繁盛的近代商业性城市。两个城市的发展背景和格局有所不同：从历史背景看，上海虽然在清初以前曾经有海上的对外贸易，但海禁以后即断绝了与外国的来往，只是在1842年辟为通商口岸后，才开始与西方文明接触；长崎作为锁国时期日本唯一仅存的通商口岸，一直与中国和荷兰保持着少量的贸易往来，因而与西方文明一直有着有限但又毕竟未断的一点联系。到正式开港后，上海发展成以移民为主，华洋混居，以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为中心的城市格局；长崎仍然是土著居民为主，虽然有外国商馆、居留地，但本地社会仍然处于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除了上述不同点外，两处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普通民众与西方近代商业文明最早接触，并首先开始商业化的地区。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冲击，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某些变化。由于两地都距离首都——即国家政治中心较远，故而能够较为独立地发展，更能体现民众社会及民间伦理发生变化的自然状态。 但是，在上海和长崎，这种变化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和日本都尊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由于社会基础不同，即在中国是基于小农经济、家族主义和官僚专制制度，而在日本则是基于幕藩体制下的封建领主等级身份制度之上，这就使民间伦理具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导致了两地民众在与西方文明接触、开始近代商业化的过程中有截然不同的行为选择，民间社会出现了不同的风气和时尚，由此反映了中日民间伦理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内在差别。 在上海，由于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开放性商业代替了传统封闭性的城镇商业，个人流动和社会化联系代替了以往的血缘为核心的家族、乡邻关系，再加上租界地区官方控制和约束力的松弛，使正统儒家伦理的社会基础受到根本性动摇，其约束力的效能大为减弱，出现了一些背离正统伦理的社会风尚。而在长崎，原来的社会等级制和民间正统伦理，最初并未同商业化形成正面冲突，所以民间社会在适应新变化的同时，形成了一些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的新风气，这些又是与上海截然不同的。下面就从职业结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几方面，对上海和长崎通商初期的民间新风习作一比较分析，以探讨中日两国民间伦理的内在差别。 二、职业结构上的四民趋商与职业分化 中国和日本传统的社会职业结构都区分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与此相应的是儒家的四民等级职业伦理观。在中国，四民身份和职业并非固定，可以互相流动，而在日本则是世袭继承，不能随意改变的。这种制度的不同及所形成的不同的职业伦理观念，导致两地民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职业变动趋向，使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在上海，随着商业的发展及外地人的大量流入，出现了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虽然正统观念中商为“四民之末”，素有“轻商”、“贱商”的传统，民间传统择业顺序也是把从商列于读书为士和务农之后的，明清时期的童蒙读物中多有“人生世间，耕读当先”，“无田无地学买卖”等关于择业方面的内容即为例证。但是这时期来上海的人们，由于商业机会的增多和有利可图，无论士庶农工，皆群趋而从商，或自开店铺，或受雇于商家，四民皆向商业性行业流动，导致商业的骤兴。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办的各种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记载多有“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之谓，这并非夸张。此地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靠商业为生的，许多人离乡背井，弃学弃农，来到这里，就是要寻找从商谋生的职业。 这种明显背离正统择业观念的风气，一方面促进了新商业的发展，使商业成为传统社会接纳西方文明的突破口，对近代化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第一是导致商业的畸形发展，人才过于向商业集中，而其他有关的行业，特别是对于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科技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及新式制造业，在民间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的上海，只有少数人士接受西学，在西人事业或江南制造局中，担任新式文化职业，他们还由于学西学而受到士林的鄙视，而民间士人则大多改业从商。民间工匠则因缺乏职业性传统，文化素质低下，难以向新式制造业转换。这种择业趋向的单一性，使社会缺乏必要的分工，在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接触时，缺乏与商业发展相应的近代科技和民间工业的协调发展。第二是从商人本身来看，由于大量行业外人员加入，使原有的商人职业伦理传统被削弱，商人的素质低劣化，导致投机性商业活动泛滥，这十分不利于近代商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