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艰难而又缓慢。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代代有识之士为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不断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着世界近代化大潮的节拍，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从中国近代化嬗变的过程中，〔1〕人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中国近代化的产生和缓慢发展， 既取决于国内诸多因素，也与外部环境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本文拟通过基督新教对中国近代化影响的论述，就新教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作用做出评价。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早在17世纪就有过几次尝试。据乔治·弗克斯（George Fox）的日记记载：“在1661年，有三位名叫史丹拜斯（johnstubbs）、考史切帕（Richard Costroppe）、福尔（Henry Fell）的教友，很勇敢地到中国开始传教，虽历经很多困难，”却未能如愿。直到18世纪末基督教差会相继建立后，训练了一批批传教士，才使传教工作犹如一股大潮涌向各地。据统计，从1807—1921年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区域达20多个省，教士的活动十分活跃，仅华北公理会传教士的分布与活动范围就达8个地区。〔2〕 在如此繁多的基督教差会和广阔的传教区域中，一个个宗教团体便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势力”。当动荡与战争的幽灵萦绕在国人的心头，改革与救亡的呼声响彻于华夏的长空之时，这种“特殊的势力”〔3〕再次踏上了中华民族这块辽阔而又神奇的土地， 试图用基督新教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来改变中国。 影响一：教育 新教把近代西方的教育体制和一些课程内容传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的私塾制和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建立了一批新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中，有大学14所。分布于华北地区的有：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华东地区有：南京金陵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地区有：广州岭南大学、福州协和文理学院、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地区有：湖北华中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华西地区有：四川华西协合大学。中学约有240所。 其中，30%为高中，70%为初中，分布在各地。〔4〕 基督新教办的小学数量更多，据1930年北长老会报告，仅北长老会一处就有383所，学生达14693人。有人统计，到1914年为止，基督新教在华开办的各类学校共有4100余所，学生总数达113000名。〔5〕 教会学校的蓬勃发展给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教师的选拔、学校的管理、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等等都直接与学校能否生存下去相关。在狄考文、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下，以编纂教学用书为目的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后，于1877——1890年共出版教科书100多种3万多册。其内容包括“算学、天文、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6〕关于课程的设置， 有的人主张要从学生就业需要出发，开设英语、科技及与之相关的多种课程；〔7〕有的人则提出教会学校应该“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并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8〕这些富有远见的主张，包含浓厚的开放意识和现代思想。到20世纪初期，许多教会学校除了完善自己的课程设置外，还十分重视各自的专业所长。如南京金陵大学的动植物病虫害研究、广州岭南大学的园艺与水稻栽培方法、苏州东吴大学的法科、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商科、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业、燕京大学的新闻和社会学系等等，都颇有名气，它们以较高的学术水平，为学校赢得了声誉。 关于教师，据统计，从1888年至1919年，北美共有8146名学生志愿者赴外国传教。这些学生，无论是受教育的程度，还是专业知识，都比老一代的传教士略胜一筹。这些人从19世纪80年代入华进入到教会学校后，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当时一些有名的传教士教师也先后被选进新式学校。如丁家力被聘为天津中西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弗克斯在上海的南洋公学任第一任监院；丁韪良带刘永锡、李葆琛等8名文会馆毕业生赴京师大学堂上任。 对于新教所从事教育事业的评价，国内学术界曾有过两种不同的倾向：或视之为“文化侵略”，一无是处；或看作是“文明的传播”，高度赞扬。其实，正确评价基督教会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既不必一味加以赞扬，又不可全盘否定。 从积极的影响来看：首先，教会学校的开办，成为正统封建教育的对立物，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构成了挑战。它所倡导的不只是旧学中的“义理、辞章、考据”等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它对中国近代新式的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等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它改革了旧式学校的学制，开设了近代化的课程。如1839年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学制为3—4年，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学、地理、历史、音乐等。在教会办的大学中，有不少学科，诸如医学、农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学、商学等等，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还颇有盛名。其次，新教办的大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容闳、黄宽等都成为中国第一批去欧洲留学的青年，他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应该看到，这些从陈腐的士大夫集团中脱颖而出的近代知识分子，步入世界文化殿堂，并以新的姿态和人格形象走上中国社会舞台，是从新式学校创办以后才开始的。翻开史书，我们看到，洋务——维新——辛亥一代知识分子，逐步挣脱旧式教育，吸收西学，宣传近世文明。历史可以证实，推动19世纪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几乎为清一色的士绅。有人统计，领导人物有传可考者48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2 人，无功而有捐纳官位者4人。他们许多新的知识， 多来自于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接触，来自于他们翻译的西书。尽管他们对近代西方的了解还只是一鳞半爪，但近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裂变毕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教会办的新式学校催生着一代新式知识分子，从而为古老的中国向近代化迈进造就着人才。再次，作为新式教育的先驱和西学传入的媒介，在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体制方面，在促进中外民间交流方面，起了纽带和推动作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