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合一是传统中国法律区别于近代法律的最显著特征。然而在清末，礼法合一的传统法律实现了向礼法分离的近代法律的过渡，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乃是这一过渡带的分水岭。它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导致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以往学界同仁从外来因素中剖析的居多。笔者感到，分析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不能避开中国本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因此，本文试图避开纯法学的研究方法，改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主要提出了如下两则观点：第一，清末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及其对传统礼法规范的冲击，是导致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或物质动因；第二，基于社会动因基础上的文化生活的演变和乡土观念的更新，是导致礼法分离的文化动因或精神动因。结论认为，没有清末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动因的影响，礼、法就不能有效地分离，外来因素对礼法分离只起了催化剂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礼”的主要作用是维护社会等级差异和纲常伦理。《礼记》曰：“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散之交也。”《管子》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法”，主要指刑罚，主要作用是明“分”、“别”，即别贵贱，明等级，定职守，审赏罚，凡爵身、制服、量禄、饮食、衣服、官室、轩冕、棺椁等皆分等别级。礼强调以教化明分、别，法强调以赏罚明分、别，两者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度受到激烈的争辩。由于它们的基本职能没有本质区别，虽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者却能求同存异，礼与法、德与刑的对立渐渐消弭，最终实现了礼法合并。尽管提法上仍以礼为主，刑法为辅，“德主刑辅”，“以刑弼教”，“失之礼而入于刑”，实际上礼中有刑，刑中含礼，两者形分神合。《四库全书》唐律疏议解说：“唐律一准于礼，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一准于礼”，概括了中国封建法律的最主要特色。 清廷入主中原后迅速汉化，法律制度上毅然仿效汉族历朝，遵循礼法合并的原则，以重“十恶”、“八议”为立法的前提，律有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定例有服制之异、良贱之异等。从衣食往行到婚嫁丧祭，从交际宴会到宗教娱乐，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各有不同的法律待遇。清朝法律是封建社会礼法结合得最好的模型，通篇围绕等级制和家族制这两个中心。 然而到了清末，礼法合并的法律体系受到冲击。以1906年（光绪32年）开始编纂，1910年（宣统2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为标志， 礼法基本趋于分离。《大清新刑律》总则17章，分则36章，暂行章程5 条。该法“原则上删除了比附，采用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规定了凡律文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并取消了在法律适用上的等级的特权，基本上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 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暂行章程》仍是“礼教”性质的律文，但只作为附则列于正文之后。中华民国及北洋军阀的刑法中仍有礼的因素，不过已不占主导地位。 清末礼法何以分离？学界归功于外因者颇多，如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欧美学说的大量输入，中外通商等等[2]， 述及内因者不多。一种制度的产生或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即看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更变与否。笔者认为，清末礼法分离，外部动因固然重要，内部动因也不可忽视，本文拟从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两方面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至于清末礼法分离的具体过程，笔者将有另文讨论。 一、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 清末礼法分离的动因首先来自社会生活的冲击。法律中等级条文的基本废除是清末礼法分离的首要标志。衣食住行、婚嫁丧祭、交际宴会等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内容，传统中国社会，社会成员等级身份不同，生活方式的规格等级就不一样。是否继续用礼法规范臣民的生活方式，是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之一。礼教派提出，要以礼明等威，辨上下，“自上而下则等级自明，不上而下，则何名为等？”如何实行以礼辨等呢？应当“严贾人不得衣丝之禁，举宫室衣服饮食器用奴仆一切而立之限，家守仪型，人知自爱，此谓之廉耻兴而等威辨，等威辨而风俗清，风俗清而财用裕，财用裕而人心淳，人心淳而罚省。”[3] 只要用行政手段控制消费生活，就可达到辨等威、清风俗、裕财用、淳人心、省刑罚的目的，“先王所以平天下之心者，特有此具”。[4] 礼被看成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精神传统，立国之根本，平天下之灵丹妙药，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制定法律不能不把有关生活方式的礼制包容进去。对现行律例及刑法草案中涉及生活方式的条文礼教派提出许多非议，“现行律例，如危害乘舆车驾者，惟合御药及乘舆服御物有失误之文，余无过失宽刑之典，诚以君上尊严，凛乎不可侵犯”，而刑法草案增设的过失一条，只治以二、三等有期徒刑及罚金，窃取御物亦仅处以徒刑，“是使奸民得以藉词卸脱，启其藐玩轻忽之心而犯者众，”[5] 明确指出了对僭用服舍车马等的处罚太轻，如使庶民产生藐视玩忽之心，法律就不易维系下去。因此礼法绝不能分离，这是维护上下等威秩序的需要，也是保持中华精神传统的需要，“政与教相维而后上下无歧志，刑与礼相应而后出人有大防，君父之伦与天无极，此中国数千年礼俗之精神，所谓悬诸日月，百世不刊者也。”[6]总之， 制定法律须本着礼制明辨上下等威的精神，方适应中国的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