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改革理论的历史进程是以政策形态的不同划分的，而且呈现阶段性，而变的理论则是以学理形态的不同而予以界定的，对近代改革理论的理解，不能单单从观念上着手，它还体现出不同的政策主张、政治目标和政策实施方式。中国近代诸多的改革实践都可以在这些理论中找到依据。 一、变易观 变易是变化、通权达变之意。含变易思想最深刻、最丰富的是先秦时期的《周易大传》，它认为“一阖一辟，谓之变”，“生生之谓易”。〔1〕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常”、 “变”形成的变易观渗透到历史、人性、真理等诸多方面。〔2〕变革是自然界与社会的客观规律，改革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 自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3〕之后， 变易观便凝结在儒学之中。到龚自珍时代，“汉学”讲究考据而脱离实际，“宋学”好空言而“离事言理”，经学理论走进了死胡同。章学诚提出经学要“能持世而救偏”。〔4〕龚自珍好“经文”，言“经世”，主张变革。 龚自珍认为“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5〕魏源也讲求“经世致用”之学， “后世”是胜于前代的，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古今情势是不同的，不能够泥古不变，食古不化，而应该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6〕“经世致用”不仅仅把经学实用化，还包含着变革思想。魏源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7〕他还认为，“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8〕必须“应时而当变。”〔9〕经学的这种递变为变革准备了理论。 经学思想家无论是“变易”，还是“革新”，他们都是在儒学经典中去寻找“微言大义”以资阐发。它不仅仅因为其理论根基在于儒学，其“变”也只是经学之“变”，是“以经术为治术”，〔10〕同时“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11〕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变至道”，这种“变”就是为了“经世”，为了要阐发西汉的“微言大义”，以“救裨当世。”这种儒学实用化的革命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古文的壁垒和“万马齐暗”的局面，带有近代的某些特征及内涵。第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龚自珍曾提出“互市”的主张。他说：“今法洋米至则税以拒之，又空反以窘之，米益少，客益多，主客皆饥，是与外夷市，勇于招来淫巧，而怯于筹食也。宜蠲其税之入，而许其货之出。夷商大悦，则反害而为利”。〔12〕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互市”与“师夷”是变易观上的一个进步，它不仅追求内在自演自变，而且借外物以变，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三统”之变与今文经学之变易思想的框子，把自身的变化纳入到世界的发展变化之中，近代意义也就跃然而出。第二，鸦片问题。林则徐在去广州禁烟之际，龚自珍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他分析了鸦片输入的危害，阐明严禁鸦片意义重大。魏源也坚决主张禁绝鸦片。鸦片的危害已经不是单纯的鸦片问题，它对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带来震荡。其变易观的现实性可以从鸦片问题的现实性中得到体现。第三，国家独立与反抗侵略。龚自珍主张“宜杜绝呢羽毛之至，杜之则蚕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蚕桑、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13〕他还劝林则徐整军备战，讲求火器。魏源在这方面较龚自珍为进步，他由过去的专注票盐、漕运、水利等内政改革转而扩展到国防、军事以及外交各方面，“师夷以制夷”，“师夷”是为了反抗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变易观也具有了新时代的内容。 作为变易观载体的经世致用思潮不仅没有使道咸两代的“整顿”计划成功，而且使改革之风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二十年，即60年代才兴起。这一段改革的延误与整顿的失败都说明了变易观自身的矛盾性。变易观在形态上属于传统的范畴，无论它增加了多少新内容，都显露出力量的单薄；变易观无论怎样开启了一代学风，影响了几代思想家，甚至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改革家康有为也深受影响，但它终归是来自田园的牧歌，而不是工厂大机器的轰鸣，近代化改革的理论有待于知识的积累、文化的整合和新经济因素的成长。 二、新公羊三世说 《春秋公羊传》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三世分类说。董仲舒也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14〕东汉何休进一步解释《公羊传》：“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15〕“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从而确立了“衰乱”、“升平”、“太平”的概念，同时也确立了一种变化与递演的思路。 新公羊三世说就是康有为改造了公羊学中的“三世”学说，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 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将“据乱→小康→大同”发展成“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新模式，从而形成了以制度为主体的新三世思想。第一，在政治体制上，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以君为一国之主”；而“若升平世则以国都为主，以民为主，不逐君为转移矣”。〔16〕他认为“政在大夫，盖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故大夫任其政。”〔17〕而“太平世只行共和，为贬天子之世”〔18〕。太平即“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盖太平制，有道之至也。”〔19〕政治体制这种递演就是政治变革的依据。第二，三世演进在社会风俗上也是一个越来越开化的过程。他认为，在据乱世，“崇男女之别以谨种族之传。升平世人类渐至平等，且教化即明，则人类皆可相通，皆可相会矣。至太平世，则不论男女，人人独立自主，更可相会”。〔20〕康有为提倡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第三，人类种族也是不断发展的。他把三世划分为“据乱世为爱种族之世，升平世为争种族、合种族之世，太平世则一切大同，种族不分，无种族可言。”〔21〕人类种族走向大同。第四，在社会状态上，他认为，“据乱闭关为治”，“近世万国通商，商人自经营之，不待君臣不告籴，此亦生平与乱世之异”〔22〕，而“有无相通乃各国通商之始事，而太平大同之至理也”。〔23〕，第五，社会伦理关系也经历了由低级至高级的递演。据乱世乃为“野合之世”，“男女相杂”后“用夫妇之法”，“积久遂成聚族之法”，“族长家长皆有专制之权”，而“升平之世则有受治于法制天下”，“至太平之世教化纯善，人民无有怨愁疾妒之心，被发善好，食歌而游”，人人相亲，“人人独立，合公而大同”。〔24〕康有为剖析家庭及婚姻方式的三世演变过程，在当时是极具有意义的，也是卓越的。第六，康有为还认为人们的信仰也经历三世演进，“太古好鬼必从多神教。孔子拨乱已为少神教，升平为一神教，太平则为无神教矣。”〔25〕康有为的三世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改造理论。
